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伎俩,90%的人不知道!(

2017-01-12  伟天英

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伎俩,90%的人不知道!(管理者必读)

       NLP导读: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发迹稍迟,因此其声望、实力在初始阶段远不如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但最后的赢家却归属曹操,究其缘由,曹操用人智慧之超迈群伦,实堪玩味。

  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发迹稍迟,因此其声望、实力在初始阶段远不如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但最后的赢家却归属曹操,究其缘由,曹操用人智慧之超迈群伦,实堪玩味。

  早在铲除宦官、匡扶汉室的政争中,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袁绍与曹操曾经一同讨论时局。袁绍的打算是,“若事不辑”,“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则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简简单单一句话,看似没有实践内容,却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谋略——把人才成绩看做政治斗争中最根本的战略成绩。而后来的许许多多事例都证明,曹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把搜罗人才当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图,唯才是举,“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

  也正由于这样,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汉魏间最庞大最优秀的一支人才队伍,文有华歆、王朗、王粲、阮瑀、陈琳等,谋有荀彧、郭嘉、毛玠、荀攸、贾诩、许攸、程昱等,武有徐晃、张郃、诸夏、诸曹等,而曹操正是靠这样一支队伍,打败对手、“克成洪业”。

  在这一高超的总体战略之下,曹操的用人智慧还有以下几点可说。

  求才若渴,唯才是举

  在互相攻伐、抢夺政权的进程中,曹操为罗致人才,共发布过三次求贤令,这是同时代的其别人都没有做过的。

  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210年),令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阵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搜罗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纸榜文就能处理,但这三道求贤令显然也不是在作秀,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态真是呼之欲出,让人心动。理想亦复如此。只需有高人来归,曹操就情不自禁,喜形于色。

  如初平二年(191年),荀彧弃绍投操,被操赞为“吾之子房”;又如建安五年,许攸弃绍投操,喜得曹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已!’

  集众智,用众力,不搞一言堂

  汉魏之际,就用人本领而言,实无人能出曹操之右。在民主社会,最怕那些昏君权臣拒谏,搞一言堂,堵死群臣建言之路。曹操对此显然有所认识,因此在建安十一年曾发出一道《求言令》,旨在敞开言路,鼓励大家建言献策。开明的曹操本人不搞一言堂,也坚决反对僚属的“面从”。

  而理想也证明,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决不是靠搞一言堂,而是靠广泛采纳诸多谋臣的建议,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贾诩、许攸等在关键时辰,都提出过重要建议,贡献尤著。而每当打败克捷、论功行赏时,曹操对于麾下多谋善断、积极建言献策的荀彧、郭嘉等谋臣也没有遗忘,而是一再突出“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并给予重奖。

  用人严重局、讲勾结

  建安元年,刘备为吕布所败,前来投靠曹操。曹的谋士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如果从把政治上的重要对手消灭于萌芽形状这一角度考虑,程的想法不无道理。但曹另有一番考虑,他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在汉室陵夷、群雄初起之时,曹操的这一人才大局观明显要高人一筹。用人严重局,必然要讲勾结。作为许下政治集团的核心,曹操常能做到以己度人,且赏功罚过非常严明,这对波动军心、巩固内部队伍而言,其作用不言而喻。

  如在官渡之战后,曹操发现袁绍军中文书有若干是“许下及军中人书”,这一发现肯定令他震惊不小,如果处理不当,也必定埋下内乱的种子。但曹操在震惊之余,非常冷静也非常果断地决定“焚之”,并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乎?”这一句话,就给那些有成绩的同伙吃了定心丸,也把勾结成绩处理了。

  用人形形色色,亲仇不避

  用亲不必说,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兹以张绣为例,张于建安二年降曹,寻悔、复叛,一度把曹军打得大败,曹操本人也为流矢所中,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于此役。

  这可谓血海深仇,任谁也难咽下这口气。但到了建安四年,袁绍不听谋士田丰、沮授等劝阻,率众十余万南向许昌、预备一举灭曹之时,为袁绍卖命的张绣却在官渡大战前夕,复弃绍而降操。

  曹操竟然能像没事人一样,不计前嫌,不只允降,而且还对张绣加官进爵,封为列侯。这种用人雅量真正难得,充分反映了曹操非凡的政治家气度。

  又如建安九年,曹操在攻破绍军大本营邺城之后,“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廪食之。”古之史家有的颇不以曹操此举为然,“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踬矣。”

  从儒家道德角度看,这种批评当然不无道理,但曹操是政治家,不是道学家,他旨在经过这一方式,向时人表明本人在把对手打败后,仍存一份英雄相惜的恻隐之心。

  这对于那些不断在与他作对的对手而言,正好起到一种心灵感化与心思威慑作用,同时也衬托出曹操的政治家气度。因此,此举恰恰映托出曹操对搜罗人才成绩的考虑苦心孤诣,非凡夫俗子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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