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梦演讲稿莫言，本文共12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开了两天会，终于谈到了文学。上个月，我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身体虚弱，本来想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家养病，不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妻子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信守承诺，尽管你一爬楼梯就冒虚汗，但我建议你还是要去。你若不去，对会议主办方很不尊重。听妻子话，我来了。我临出门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听说德国的高压锅特别好，你买一个带回来。我这才明白她让我来的真正目的是让我来买锅。我前天上午已经完成了任务，买了个高压锅在床头放着。
这次来呢，我还知道德国某些媒体给我背上了一个黑锅——非常抱歉，可能给同传翻译的女士增加了困难，中国人将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称为‘背黑锅’——中国有一些小报经常这样干，经常造我的谣言。我没想到像德国这样号称严谨的国家的媒体也会这么干。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差不多。
这次我来法兰克福，收获很大，买回了一个银光闪闪的高压锅，同时卸下了一个黑锅。我是山东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如果一个男人听老婆的话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这次来才体会到老婆的话一定要听。我如果不来，第一买不回高压锅，第二我的黑锅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话体现了两个很宝贵的原则，一个是要履行承诺，答应了别人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就是别人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德国的锅好，我们就买德国的锅。我老婆的这两点宝贵品质值得很多人学习。
前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个短信，把我这次的行动做了汇报。她给我回短信：再买一个高压锅。两个高压锅太沉了!我就给她撒了一个谎：德国海关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高压锅。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
光说锅也不行，我们还得说文学。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像德国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的作品、伯尔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马丁·瓦尔泽的作品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
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了国界的文学。尽管他们描写的是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德国生活，讲的是德国的故事，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国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就获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因此他们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文学当中，确实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的。因为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
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界的.80年代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对中国最近30年来的文学的评价不高，包括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他对我们最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写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在30年来取得了显着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中国作家30年来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包括向德国作家的作品学习。
但是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并不意味着要照着西方文学的模式来克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也没有意义，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
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所以我想，中国文学既是世界文学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这才是对的。那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包括德国文学学习的同时，去发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着的创作资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亲身经验。然后在我们个人独特经验的基础之上，塑造出我们自己的人物系列，使用或者锤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或者诗歌。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坛当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是这个目标目前还远远未能实现。
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文学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确实还是要继续谦虚地学习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当中去，亲身体验，写出自己感触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觉，那么我们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否则很难说我们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我想谈一下文学多样化的问题。高压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越符合标准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学最怕的就是批量生产。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因为在这30年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家，出现了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如果一个人没有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对它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是很冒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地评论别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关于文学的标准，而且我按这个标准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作家，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要尽量排除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尽量客观地评价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可以非常个性化地选择我所喜欢的，不读我不喜欢的。刚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当然离不开社会生活。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必须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你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讲，最可贵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样，那么这么多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在社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种共性，但是在文学当中确实要高度地强调个性。在国内，我做过的很多演讲都以文学的个性化与作家的个性化为题目。这也是30年来中国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从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脱出来。
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即便是作家队伍里面也应该有很多差异。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最终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
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作品，那么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不彻底，我也不彻底。如果我彻底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名字一样不要说话。所以我也不彻底，我也要说话。
最后我要再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德国报纸所报道的关于我对某某参加会议的看法。有的报纸讲的很具体，什么我”不愿意跟他在一个房间”等等。我看到这些报道有点莫名其妙。我11号下午下了飞机才知道这件事，而关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在11号之前已经在媒体上公布了，是怎么得来的?是谁采访的我?这件事我还真得谢谢我妻子，谢谢她让我来，如果我不来，真的说不清楚了。我觉得论坛嘛，谁都可以说话。已经是21世纪了，没有任何人能把谁的发言权剥夺。谁都可以发言，谁都可以在不影响到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发表自己对所有问题的见解。当然，谁也都可以不发言。如果有人想用强制的手段剥夺别人这种权利，这是违反最基本的准则的。我是一个50多岁的人啦，也是一个号称写了很多小说的所谓的”著名作家”，不至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说出那么荒唐的话来。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听说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谢谢大家!
莫言文学讲座现场
我说一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开端。我相信我们在座有懂中文和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告给他，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此刻最想与母亲分享我的光荣 可这永远无法实现了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讲述与母亲的四个故事 童年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打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母亲中年患病活着没有乐趣 只为让家人放心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生来相貌丑陋 母亲教导只要心存善良，多做好事，丑也能变美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也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笑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母亲曾因我太会讲故事而发愁：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很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派活儿，默许我去集市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母亲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 “莫言”这个名字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敦敦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小学未毕业即辍学 看到昔日同学在校园里打闹心中充满悲凉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边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范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着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我是蒲松龄的传人 聆听家乡人讲故事时是有神论者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马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技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回答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刚开始写作时 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英雄模范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大部分文学价值都不高。
作家之所以会受到其他作家影响，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相似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需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意味深长的一部作品 其中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母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需虚构，必需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丰乳肥臀》是献给自己母亲的，也是献给天下所有母亲的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多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
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记在脑子里了。
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像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没有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他没有用处。
谢谢大家！
以下为莫言为此次晚宴准备的演讲稿原文及英文译文，与上面的现场即兴演讲不一致： 莫言在诺贝尔晚宴上的答谢词（准备稿）
12月10日（当地时间）
Mo Yan’s Prepared Banquet Speech at the Nobel Banquet
10 December
尊敬的国王陛下、王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站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殿堂上，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很像一个童话，但却是不容置疑的现实。
For me, a farm boy from Gaomi’s Northeast Township in far-away China, standing here in this world-famous hall after having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eels like a fairy tale, but of course it is true.
获奖后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影响和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
My experiences during the months since the announcement have made me aware of the enormous impact of the Nobel Prize and the unquestionable respect it enjoys. I have tried to view what has happen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a cool, detached way. It has been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me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and, even more so,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learn about myself.
我深知世界上有许多作家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我相信，只要他们坚持写下去，只要他们相信文学是人的光荣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那么，“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圣经·箴言·第四章》）
I am well aware that there are many writers in the world who would be more worthy Laureates than I. I am convinced that if they only continue to write, if they only believe that literature is the ornament of humanity and a God-given right, “She will give you a garland to grace your head and present you with a glorious crown.” (Proverbs 4:9)
我深知，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因此，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光荣也感到沉重。
I am also well aware that literature only has a minimal influence on political disputes or economic crises in the world, but its significance to human beings is ancient. When literature exists, perhaps we do not notice how important it is, but when it does not exist, our lives become coarsened and brutal. For this reason, I am proud of my profession, but also aware of its importance.
借此机会，我要向坚定地坚持自己信念的瑞典学院院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除了文学，没有任何能够打动你们的理由。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admiration for the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who stick firmly to their own convictions. I am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not let yourselves be affected by anything other than literature.
我还要向翻译我作品的各国翻译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没有你们，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你们的工作，是人类彼此了解、互相尊重的桥梁。当然，在这样的时刻，我不会忘记我的家人、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智慧和友谊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I also want to express my respect for the translato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who have translated my work. Without you, there would be no world literature. Your work is a bridge that helps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each other. Nor, at this moment, can I forget my family and friends, who have given me their support and help. Their wisdom and friendship shines through my work.
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还要特别地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Finally, I wish to extend special thanks to my older relatives and compatriots at home in Gaomi, Shandong, China. I was, am and always will be one of you. I also thank the fertile soil that gave birth to me and nurtured me. It is often said that a person is shaped by the place where he grows up. I am a storyteller, who has found nourishment in your humid soil. Everything that I have done, I have done to thank you!
谢谢大家！
My sincere thanks to all of you!
北京时间2012月8日0时30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英文由Howard Goldblatt翻译：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Ladies and Gentlemen: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Through the mediums of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I imagine that everyone here has at least a nodding acquaintance with far-off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You may have seen my ninety-year-old father, as well as my brothers, my sister, my wife and my daughter, even my granddaughter, now a year and four months old. But the person who is most on my mind at this moment, my mother, is someone you will never see. Many people have shared in the honor of winning this prize, everyone but her.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My mother was born in 1922 and died in 1994. We buried her in a peach orchard east of the village. Last year we were forced to move her grave farther away from the village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a proposed rail line. When we dug up the grave, we saw that the coffin had rotted away and that her body had merged with the damp earth around it. So we dug up some of that soil, a symbolic act, and took it to the new gravesite. That was when I grasped the knowledge that my mother had become part of the earth, and that when I spoke to mother earth, I was really speaking to my mother.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I was my mother’s youngest child.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My earliest memory was of taking our only vacuum bottle to the public canteen for drinking water. Weakened by hunger, I dropped the bottle and broke it. Scared witless, I hid all that day in a haystack. Toward evening, I heard my mother calling my childhood name, so I crawled out of my hiding place, prepared to receive a beating or a scolding. But Mother didn’t hit me, didn’t even scold me. She just rubbed my head and heaved a sigh.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My most painful memory involved going out in the collective’s field with Mother to glean ears of wheat. The gleaners scattered when they spotted the watchman. But Mother, who had bound feet, could not run; she was caught and slapped so hard by the watchman, a hulk of a man, that she fell to the ground. The watchman confiscated the wheat we’d gleaned and walked off whistling. As she sat on the ground, her lip bleeding, Mother wore a look of hopelessness I’ll never forget. Years later, when I encountered the watchman, now a gray-haired old man, in the marketplace, Mother had to stop me from going up to avenge her. “Son,” she said evenly, “the man who hit me and this man are not the same person.”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My clearest memory is of a Moon Festival day, at noontime, one of those rare occasions when we ate jiaozi at home, one bowl apiece. An aging beggar came to our door while we were at the table, and when I tried to send him away with half a bowlful of dried sweet potatoes, he reacted angrily: “I’m an old man,” he said. “You people are eating jiaozi, but want to feed me sweet potatoes. How heartless can you be?” I reacted just as angrily: “We’re lucky if we eat jiaozi a couple of times a year, one small bowlful apiece, barely enough to get a taste! You should be thankful we’re giving you sweet potatoes, and if you don’t want them, you can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After (dressing me down) reprimanding me, Mother dumped her half bowlful of jiaozi into the old man’s bowl.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My most remorseful memory involves helping Mother sell cabbages at market, and me overcharging an old villager one jiao – intentionally or not, I can’t recall – before heading off to school. When I came home that afternoon, I saw that Mother was crying, something she rarely did. Instead of scolding me, she merely said softly, “Son, you embarrassed your mother today.”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Mother contracted a serious lung disease when I was still in my teens. Hunger, disease, and too much work made things extremely hard on our family. The road ahead looked especially bleak, and I had a bad feeling about the future, worried that Mother might take her own life. Every day, the first thing I did when I walked in the door after a day of hard labor was call out for Mother. Hearing her voice was like giving my heart a new lease on life. But not hearing her threw me into a panic. I’d go looking for her in the side building and in the mill. One day, after searching everywhere and not finding her, I sat down in the yard and cried like a baby. That is how she found me when she walked into the yard carrying a bundle of firewood on her back. She was very unhappy with me, but I could not tell her what I was afraid of. She knew anyway. “Son,” she said, “don’t worry, there may (来自:WwW.zaiDian.com 在点网)be no joy in my life, but I won’t leave you till the God of the Underworld calls me.”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I was born ugly. Villagers often laughed in my face, and school bullies sometimes beat me up because of it. I’d run home crying, where my mother would say, “You’re not ugly, Son. You’ve got a nose and two eyes,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your arms and legs, so how could you be ugly?
If you have a good heart and always do the right thing, what is considered ugly becomes beautiful.” Later on, when I moved to the city, there were educated people who laughed at me behind my back, some even to my face; but when I recalled what Mother had said, I just calmly offered my apologies.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My illiterate mother held people who could read in high regard. We were so poor we often did not know where our next meal was coming from, yet she never denied my request to buy a book or something to write with. By nature hard working, she had no use for lazy children, yet I could skip my chores as long as I had my nose in a book.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A storyteller once came to the marketplace, and I sneaked off to listen to him. She was unhappy with me for forgetting my chores. But that night, while she was stitching padded clothes for us under the weak light of a kerosene lamp, I couldn’t keep from retelling stories I’d heard that day. She listened impatiently at first, since in her eyes professional storytellers were smooth-talking men in a dubious profession. Nothing good ever came out of their mouths. But slowly she was dragged into my retold stories, and from that day on, she never gave me chores on market day, unspoken permission to go to the marketplace and listen to new stories. As repayment for Mother’s kindness and a way to demonstrate my memory, I’d retell the stories for her in vivid detail.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It did not take long to find retelling someone else’s stories
unsatisfying, so I began embellishing my narration. I’d say things I knew would please Mother, even changed the ending once in a while. And she
wasn’t the only member of my audience, which later included my older sisters, my aunts, even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Sometimes, after my mother had listened to one of my stories, she’d ask in a care-laden voice, almost as if to herself: “What will you be like when you grow up, son? Might you wind up prattling for a living one day?”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I knew why she was worried. Talkative kids are not well thought of in our village, for they can bring trouble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ir families. There is a bit of a young me in the talkative boy who falls afoul of villagers in my story “Bulls.” Mother habitually cautioned me not to talk so much, wanting me to be a taciturn, smooth and steady youngster. Instead I was possessed of a dangerous combination – remarkable speaking skills and the powerful desire that went with them. My ability to tell stories brought her joy, but that created a dilemma for her.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A popular saying goes “It is easier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a river than a person’s nature.” Despite my parents’ tireless guidance, my natural desire to talk never went away, and that is what makes my name – Mo Yan, or “don’t speak” – an ironic expression of self-mockery.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After dropping out of elementary school, I was too small for heavy labor, so I became a cattle- and sheep-herder on a nearby grassy riverbank. The sight of my former schoolmates playing in the schoolyard when I drove my animals past the gate always saddened me and made me aware of how tough it is for anyone – even a child – to leave the group.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
莫言诺贝尔奖演讲稿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和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和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的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的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的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的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的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的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的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莫言讲述母亲的话朴实无华，但却催人泪下。
莫言演讲的主题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莫言描写母亲的话。母亲是位朴实的人，当她被人打多年后，被打的.人成为了走路蹒跚的老人当“我”冲动地想去打这位仇人，被母亲制止了；当“我”卖菜时多收一位老人一毛钱让母亲受到了训斥，原以为母亲要大发雷霆但是我想错了母亲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当难得吃到的饺子母亲分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乞丐老人；当母亲中年患病活着没乐趣，只为家人放心。
这四件细小的事，让我感到裹小脚、没文化的母亲升华成为了一名哲学家，这些字里行间之间充满了“我”母亲的善良、朴实。
我妈妈好比莫言的母亲一样温柔可亲、善解人意。当我打开车门不小心撞伤了骑车人，弄得他手上鲜血直流，妈妈连连道歉，她这种低声下气的语气让我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的眼睛会湿润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了；当妈妈卖票时，有些不礼貌的顾客对妈妈肆无忌惮地说脏话，妈妈不会还嘴，只会忍气吞声的说一句对不起，因为她知道顾客是上帝；当天桥旁坐满了乞丐老人，妈妈会投出同情的目光，然后从包里取出钱一一给那些乞丐老人。
莫言的母亲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是母亲中的楷模。我的母亲也是这般让人感觉温暖。
莫言香港大学演讲稿全文如下：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我们捡起来看，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总而言之，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书我是通过帮人家干活、用东西交换等方式得到的。
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
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当兵以后，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也是读不完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
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
当然，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深切地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十分饶舌，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个“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说：“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话可不得了，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跟我父亲讲，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
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如果再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于是，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
不会为迎合某些读者而改变创作主张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我不可能因为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样的写法，就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当然，讲真话，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随着文学的发展，完全像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实、真实地再现现实，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有了这样难以超越的高峰，逼得后来的作家要另辟蹊径，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小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才有了卡夫卡，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
当然这些文学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并不是那么真实地表现。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夸张、扭曲恰好像放大镜一样，或者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某些真实部分。我认为它并没有背离真实原则。
像我们的祖先山东的蒲松龄，他写妖、写鬼、写狐狸，看起来是夸张、变形、虚幻，但是他对社会的暴露，比那些写实的小说来得更深刻、集中。
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想象力来自于饥饿和恐惧
刚才校长阁下也说了，莫言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家，小说的语言非常生动。关于想象力，我觉得我的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全场笑)
人在饥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幻觉，当然这些幻觉都和食物有关系。所以统观我的作品，里面描写人对食物的幻想的章节有很多很多。写吃、喝的地方很多，写人身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观的地方很多。
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
好的小说应该像一条有人气的街一样，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温度，让人仿佛置身其中。如果不把身体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小说势必写得枯燥无味。
我的想象力来自于长期的饥饿。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我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牧。家太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带一点干粮，只有牛跟我在一起。我经常可以从牛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着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大地散发出的气味、各种各样的花草散发出的气味……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资源和财富。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面的东西。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虽然离青岛很近，但它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比较封闭、落后的。这个地方离写《聊斋志异》的伟大作家的故乡，相隔大概两三百里。
我当年在乡村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讲很多有关鬼神的故事。我就想究竟是蒲松龄听了祖先说的那些鬼神的故事，把它写到书里去，还是我的祖先里面有文化的人读了聊斋再把故事转述给我呢?我搞不清楚。我想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那时候没有电，我们村是1982年才通了电。没通电之前，只有煤油灯。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每年只有两斤，轻易是不会点灯的。
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特别是在夜晚，巨大的恐惧就产生了。你就感觉周围产生了各种各样神秘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你走到一棵大树下、走到河边、走到坟墓、走到胡同拐角的地方，都可能暗藏着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
我们小时候既怕又喜欢听这种故事，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害怕。经常是听完了故事，谁也不敢往家走。我的办法是一出门就高唱革命样板戏，大声吼叫。一进家门，我母亲就问：“你喊什么?”我说：“害怕。”
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 。
作家要千方百计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有大陆的批评家批评过我的语言。我的小说的语言非常庞杂，既有古典的书面语言，也有读西方的小说翻译过来的语言，更多的还是乡土语言。
我们山东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山东话里的很多土话土语如果把它们写到纸上，你会发现它们是很典雅的古语。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像风一样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说她特别漂亮，而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这都是些方言土语，但是把它写到小说里，就特别具有感染力。
我觉得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就必须符合普通话的原则，能够被大多数人读懂。如果像江浙、广东话、香港土语一样写到小说里去，那我们全不懂了。第一次来香港，我就发现香港带口字边的字特别多，看了半天满头雾水。(全场笑)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方言土语的问题。马悦然同志讲，巴金小说里的对话语言有很多四川话。我说，一个作家如果要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小说语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用方言土语来说，而是应该努力地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叙述语言，这样对汉语语言发展才会产生影响。好的作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 。
丰富的文学资源隐藏在民间
我想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文学，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需要变革的时候，无非是借助两种力量：一种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另外一种就是在民间寻找。
中国真正的文学，或者说能够跟世界对话的文学，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的文学，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小说比香港、台湾晚了整整20xx年。后来我到台湾去跟张大春、朱天心这些作家交流，发现他们在60年代读过的书，我们直到80年代才读到。大量阅读西方的小说，开阔了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比如我当年读了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觉得很遗憾，我们高密乡的很多神怪故事比拉丁美洲一点不差嘛!
到80年代中期，我觉悟到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我们必须远远地离开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写出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去民间寻找，在民间故事、口头传说、民间文化、民间口语里面寻找，所以说文学丰富的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这个民间，并不是指偏僻、荒凉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它是广义的、另类意义的民间。
西方的小说对我们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来，形成的文学观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解放。作家们从民间、个人的生活里汲取了创作资源，这才有了中国当今小说的现状，这才有了勉强可以让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翻译家)愿意翻译的小说……
莫言创作特色：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政治**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莫言获奖感言演讲稿范例
201x年，中国文学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2月在瑞士文学院领奖台上他发表了热情扬溢的获奖感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家规教育的经典。莫言说：“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可以看出莫言的母亲对他一生的影响巨大，正是由于他母亲的启蒙教导，造就了他一些优秀的人格品德，才收获了人生如此巨大的成就。从莫言受他母亲的启蒙教导的一些故事里，闪烁着中国家规教育经典。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这则故事说明人要具有爱心。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这则故事说明莫言母亲是一个胸怀宽广之人，“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试想，若莫言报仇了那个看守麦田的人，他不就是一个小人了吗？他的人生或许不是现在这样，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生也是带有不光彩的污点。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这则故事说明人要具有同情心。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这则故事说明人要诚实。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这则故事说明人要坚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这则故事说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这则故事说明人要三分耕种七分读书，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
宗璞描述妈妈的话质朴无华，但却令人感动。
莫言演说的主题风格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让我感受深刻的是莫言描绘母亲得话。母亲是位质朴的人，当她被别人打多年以后，被打的人变成了行走蹒跚的老人当我不理智地想要去打这名仇敌，被母亲劝阻了；当我卖菜时多收一位老人一毛钱让母亲遭受了斥责，本以为母亲要火冒三丈可是我觉得不对母亲仅仅语重心长地讲过句话；当难能可贵品尝到的水饺母亲分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乞丐老人；当母亲中老年生病活著没快乐，只求家人安心。
这四件细微的事，让我觉得裹小脚、没文化的母亲提升变成了一名哲学家，这种字里行间中间充满了我母亲的`善解人意、质朴。
我妈妈如同莫言的母亲一样溫柔可亲、通情达理。当我开启汽车车门一不小心撞伤了骑车人，弄得他手里血水直流，妈妈不断致歉，她这类低声下气的语调让我内心长出一种说不出口的觉得，我的眼睛会潮湿泪水立刻就需要夺眶而出了；当妈妈卖票时，一些没礼貌的消费者对妈妈明目张胆地说脏话，妈妈不容易还嘴，总是委屈求全的说一句抱歉，由于她了解顾客是上帝；当天桥旁坐满了乞丐老人，妈妈会投出怜悯的眼光，随后从包里取下钱一一给这些乞丐老人。
莫言的母亲溫柔大气、通情达理，是母亲中的榜样。我的母亲也是如此令人觉得溫暖。
读莫言演讲稿有感
莫言讲述母亲的话朴实无华，但却催人泪下。
莫言演讲的主题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莫言描写母亲的话。母亲是位朴实的人，当她被人打多年后，被打的人成为了走路蹒跚的老人当我冲动地想去打这位仇人，被母亲制止了；当我卖菜时多收一位老人一毛钱让母亲受到了训斥，原以为母亲要大发雷霆但是我想错了母亲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当难得吃到的饺子母亲分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乞丐老人；当母亲中年患病活着没乐趣，只为家人放心。
这四件细小的事，让我感到裹小脚、没文化的母亲升华成为了一名哲学家，这些字里行间之间充满了我母亲的善良、朴实。
我妈妈好比莫言的母亲一样温柔可亲、善解人意。当我打开车门不小心撞伤了骑车人，弄得他手上鲜血直流，妈妈连连道歉，她这种低声下气的语气让我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的’眼睛会湿润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了；当妈妈卖票时，有些不礼貌的顾客对妈妈肆无忌惮地说脏话，妈妈不会还嘴，只会忍气吞声的说一句对不起，因为她知道顾客是上帝；当天桥旁坐满了乞丐老人，妈妈会投出同情的目光，然后从包里取出钱一一给那些乞丐老人。
莫言的母亲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是母亲中的楷模。我的母亲也是这般让人感觉温暖。
莫言讲故事的人演讲稿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肥*》。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肥*》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XX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故事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村里有习俗，产妇分娩时，身子下面垫着一层浮土，婴儿呱呱坠地时，就落在那层浮土上，应和“万物土中生”的道理。
浮土是父亲从大街上扫回来的，它是莫父与这个世界交流的第一种物质，混同着浮土里牛羊粪便、野草种子等等味道，充满了养分，似乎这浮土也滋养了莫言的笔端，滋养了他文字的繁茂生长，让他这一作家当得挺靠谱！
一
儿时的莫言不遭人待见，在新书《聆听宇宙的歌唱》里，他对自己总结很不客气：丑、懒、馋，不遭一大家子人待见。儿时经历混在一场国家的运动中，让家中长辈行事说话都小心翼翼，对孩子说的最多的也是：别在外面给我惹麻烦。
十二岁那边，莫言因为拔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回家后被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抽打。至于么？有着些许世外仙人气质的爷爷也是这么说的：“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吗！还用得着这样打？”但终究，“中农”出生的家庭让每个人在这场运动中都得小心翼翼，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
莫言的童年是压抑的，压抑的童年让人想逃离。所以在选了四年兵之后，莫言终于在1976年爬上了装运新兵的车，别家孩子都与亲人流泪告别，他则雀跃如同飞出牢笼的鸟，满脑子想的都是新疆西藏、天涯海角……只是车在开了三百华里之后，停了。从高密到黄县，一路上的欣喜瞬间变成失望。雪花覆盖，来路无影。
莫言记得当时新兵连设置在黄县县城西北角一座叫丁家大院的豪宅里，那座豪宅在胶东半岛都赫赫有名。进去时，首先看见的是一座高大的影壁，上面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数十个新兵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名。“管谟业。”“到”。“跟着班长进去。”“是”。他随着一个老兵进到一栋雕梁画栋的大房子里，把背包一放，好了，莫言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虽说未能实现“天涯海角”的愿望，可“树挪死，人挪活”的古话还是在莫言身上有了些许的应验。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吃一种口感差到要命的杂交高粱，到了这里，托后方基地农场的福，他不仅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还是那种用小麦磨成的精粉！
他觉得，当兵还是蛮靠谱的。
两年匆匆而过。
二
从第三年开始，莫言开始给战友们上课，学习内容是三角函数的基础知识。
这事儿看起来蛮不靠谱！莫言没有上过多长时间的学，因为历史原因，少年时期的他不仅没有圆了大学梦，就连初中都没上完。但他的学识是有的。莫言的父亲上过私塾，因此全家人对知识文化都很重视，莫言也继承了父亲极强的自学能力，他还“自动升级”成了现在的现学现卖！
因为授课认真，莫言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说是工作，其实就是等待提干。可一位领导觉得莫言刚过来，直接提干不太合适，就说要考察一年，结果考察完一年，关于战士提干有的新要求“必须进过考学，或者……”失望是当然，莫言倒是没闹什么脾气，那个年代，包括童年的记忆让他成了内敛的人，也有压抑的成分。
两年后，郑州工程学院在莫言所在的部队开了一个学习点，问莫言能不能当老师给学员们授课。莫言也不客气，揽下活就开始研究教材，他从三角函数老师，自己给自己换科目成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照样有领导来听课，一位颇为惜才的副主任在听完莫言的讲课后还提了要求如“不要背书，要口语化”等。当时莫言已经在《莲池》等杂志有发表作品。那位副主任拿着莫言的作品就到北京总部“推荐贤良”。莫言也因此得到了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机会。
“这段时间”的人物经历是混乱的，局促的，可以一带而过的，但关于莫言的写作，“这段时间”又是不可或缺，使莫言得到宝贵的关于自己的反面教材并最终确定写作方向，从此，中国文坛上竖起了一面新旗，号：高密东北乡。
当时，他提笔想写很多东西，因为固执的认为童年是酸涩到不堪的，他在文字有意“去高密”化。“我努力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对我的诱惑，去写海洋、山峦、军营，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他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息，他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等等等等，脱不了泥腿子的附庸风雅，满鼻子牛屎味儿的胡编乱造！
莫言的这些“评价”完全出自他的《聆》，他总是喜欢把他自己逼到绝境，退无可退之时，好好修理一把，用严重的自虐倾向得到最敲打人心的语句。只是“这段时间”他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直到《白狗秋千架》的诞生，“这段时间”才被终结。
有一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他本是讥讽莫言，但莫言把这话当成是对自己的最高嘉奖。他扛着“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自己的文字天地里当起了开天辟地的圣者，发号施令的皇帝，先前的那些钢琴、面包、原子弹、臭狗屎、摩登女郎、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统统被他塞到高粱地里去了。“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无疑等于拍了他一记响亮的马屁。”莫言对自己身上能绑上一条高密东北乡的“破麻袋”相当高兴，“在这条破麻袋里，狠狠一摸，摸出一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一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处几个短篇。”
这么一条“破麻袋”是莫言独此一家的Logo，让他的文字有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三
时间晃晃荡荡，走到1984年，莫言圆了他的大学梦。那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恢复招生。
莫言的’大哥在60年代初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在那个闭塞的小地方，别说是大学生，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是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小时的莫言就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听见有人压低了嗓子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了一个大学生”、“这家是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他不管听了多刺耳的话，心里也是相当的受用，有一次趁着大哥睡着了，他还偷偷把大哥的校徽摘下来别在自己胸前，小伙伴讽刺说：“是你哥考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莫言因此按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最终，因为历史原因，他的大学梦被击碎了。
得到消息后，莫言很兴奋，没想到37岁“高龄”的他居然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拿着几篇作品，他就跑到军艺，一打听，人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他的小说《民间音乐》让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到了，徐先生大赞：“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补了名字进考生表里，莫言一颗心放了下来，他这些年的老师不是白当的，文化考试里虽然有点点小插曲，但最终考得第二名，伙同作文最高分，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军艺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当时军艺正大修大建，四处都是泥浆黄土，相当的接地气。莫言接着地气，在学习期写出了诸多精品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其中之一。
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莫言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梦，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太阳……从起床号响起，他就沉浸在这个辉煌的梦境里，上课时，他一边听课，一边把整个梦境用笔头“勾”出来，两周后，稿子出来。他拿不定主意，甚至连算不算小说都说不上来。他把稿子拿给系里一位干事看，干事看完后很兴奋：“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徐怀中看完后还拿给自己的夫人看，结果得到女性角度的评价：“小说里那个黑孩子让我很感动。”系里更是召集几个同学座谈了这篇小说。
1985年3月，刚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了这篇小说和座谈纪要，主编冯牧先生在华侨大厦主持召开了小说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名家参加了会议……自此，《透明的红萝卜》成了莫言的“成名作”。
“前年，因为编文集，我又重读了这篇小说，虽然能从中看出许多笨句和败笔，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莫言的话明显有惆怅，看来不管是名家还是俗者，谈及过去，都有惆怅味道。那时的自己，可能青涩单纯、可能幼稚可笑，但满满的，都是青春！
军艺毕业后，他被分到一个部队，直到1997年离开部队，这些日子，他生活围绕着笔尖穿行……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