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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院内部监督/毕东升法律论文网
论法院内部监督
毕东升
同任何权力一样，审判权力同样要受到必要的监督才不致被滥用。在我国，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各项工作要受到来自许多方面、不同性质的监督。本文拟着重对法院内部监督的构成、各种监督的关系以及在改革情况下如何开展内部监督工作进行初步探讨。
一、法院内部监督的构成
根据我国司法制度，参照国外法院组织制度通行的划分，我国法院内部监督可做如下归纳：
1?从监督的主体来讲，法院内部监督可大致划分为审级监督和行政监督两类。所谓审级监督即法律所规定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上级法院通过二审、再审对下级法院案件裁判情况进行的监督，监督主体是上级法院，由合议庭、审委会等审判组织行使此项权力，因此，审级监督也可称为审判组织的监督。所谓行政监督，是指法院内部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人员和组织对审判工作或司法行政工作所进行的监督。此处所讲的“行政”，不是从国家权力角度，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意义上的行政，而是从管理学意义而言。在此意义上，行政监督即管理者的监督。根据现行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诉讼法和法院有关制度的规定，法院内部的行政监督由院长监督、庭长监督、监察部门对本院和下级法院工作人员的监督、以及其他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行政工作所进行的某一方面的监督构成。内容包括院长发现裁判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庭长对审判人员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监察组织的纪律监督、财务部门的财务监督等。在此需要强调，笔者认为，目前各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对本院错判的纠正工作不能称为监督工作，一是因为它无权提起改判，改判只能由院长提交审委会，或者说对本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权在本院内部只有本院院长才能够行使；二是它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即：不能有法官之上的法官，一个法官(审判组织)不能接受来自同一审级的另一法官(审判组织)的监督。
2?从监督的内容来讲，由于法院工作分为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两部分，因此，监督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两类。法院内部的监督主体、程序虽有不同，但内容不外乎这两项，有交叉或相同之处。从法院组织法、诉讼法、法官法的规定来看，上下级法院间的审级监督，由各级法院的审判组织依诉讼程序进行，监督的内容是案件裁判；法院行政领导或行政部门的行政监督，监督的内容既有直接针对案件裁判情况的监督，也有院长、庭长以及监察部门对审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纪律情况的监督。
二、审判组织的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关系
通常，人们一般把对案件的监督称为审判监督。根据以上分析，按照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判监督的主体既有审判组织(如上级法院审判组织对二审或再审案件进行审理)，也有行政监督者(如院长发现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决定回避、监督审限、签发法律文书等)。因此，审判监督工作并非只是审判组织的工作。
审判组织的监督和行政监督存在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首先，两者的职能、性质有原则区别，互相不能替代。审判组织的监督是依照诉讼法解决裁判的正确与否问题，不针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监督、处理；而行政监督虽然能够对裁判和审判人员、审判组织进行监督，并有权对审判人员作出纪律和组织处理，但无权对案件作出裁决。在国外的司法体制中，这一点被特别强调，即强调为维护审判的内部独立，法院行政领导和部门不能干预审判，不能有法官之上的法官。审判的独立性使法院的行政监督具有不同于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的特点：一是行政监督不对案件的是非曲直直接做结论，案件结论由审判组织依审判程序解决；二是为维护审判独立，行政监督多是事后监督，不直接干预尚未作出裁判的案件，多数情况下只对生效裁判提出意见、建议；三是司法行政监督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得违反组织法、诉讼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其次，审判组织独立、公正有效的开展监督，依靠行政监督为其提供的环境、条件。这不仅在于审判组织的有效工作离不开行政监督者通过监督管理提高法官的素质并为之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在于审判组织开展的监督，许多都是通过行政监督而发现和提起的。如院长领导开展的执法检查，发现裁判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检察院(某些国家为司法部长)发现裁判错误提起抗诉(司法部、检察院工作属司法行政工作)；监察部门发现法官在审判中违法违纪引起的对裁判的复查、重审等。因此，行政监督者监督案件是必要的，不能把行政监督与审判监督搞成两张皮，更不能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特别是由于我国司法工作奉行有错必纠原则，与国外不同之处在于生效判决允许申诉、再审，允许改判纠正，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因而，如果说国外的法院监督中审级监督居于重要位置、行政监督相对弱化的话，那么在我国行政监督则有其特殊存在的价值。
第三，行政监督依赖于审判组织的监督、以审判组织作出的结论为依据。虽然行政监督的内容包括了案件裁判情况，但行政监督只有提起或建议的权力，无裁判的决定权。因此，行政监督并不代替审判组织依审判程序对案件作出裁判。两者性质、权限、任务不同。由于审判工作的判断性特点，决定了审判奉行独立、中立原则，行政领导、行政人员不能干涉和代替审判组织的法定权力，对案件的裁判必须由审判组织依照法律作出。因此，行政监督必须以审判组织的结论为依据，进而才能达到对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目的。
行政监督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法院都存在，如美国法院有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巡回司法委员会；德国法院有院长以及其他负有监督职责的法官的监督(见《德国法院组织法》、《德国法官法》)；台湾有司法院和法院院长的监督(见《台湾法院组织法》)等。而且这种监督并非只是被动进行，也有主动进行的。针对裁判存在的错误，由行政监督提起审判监督的做法在国外、特
别是大陆法系国家更常见，如法国、日本规定，刑事再审可由司法部长或检察长提起等。这种依法进行的监督并非行政干预审判。审判组织的监督与行政监督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法院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脱节和分离，只会带来不良后果。过去法院内部监督机制薄弱，原因之一就是两种监督脱节，导致法院司法腐败的滋长、蔓延。因此，强调审判独立而忽视行政监督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以及强调行政监督而忽视审判工作的程序性、独立性都是片面的，必须加以克服。
按照这一理解，根据我国司法制度和最高法院关于监察工作的规定，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在各级人民法院院长领导下开展监察工作，行使的是各级法院院长授予的权力，与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权一样，同属行政监督的性质，是院长监督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职责在于监督检查审判组织、审判人员在工作中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因此，监察部门根据院长授权，当然有权对审判工作、包括案件裁判情况进行监督(如各级法院开展的执法检查和案件督查)。当然，监察监督是行政性的监督，监督检查的核心是审判组织、审判人员是否有失职、不履行职责、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通过对工作、对案件的监督解决对人的监督问题，而不是直接解决裁判的问题。
三、行政监督与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同时规定法院院长必须对人大负责、向人大作出工作报告。这就决定了院长必然对法院各项工作有管理、监督权力。这一权力在诉讼法、法官法中均有充分体现。这些法律规定，院长、庭长除履行审判职责外，还应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由此，我们便会遇到行政权力对审判工作进行监督与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关系问题。
审判独立包括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两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监督属法院内部监督，当然不存在影响外部独立问题。虽然我国的司法制度没有明确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但明确了审判组织的权力，审判组织的这些权力院长、庭长不得代理或干预。同时，法院院长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的司法体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司法工作原则，也决定了法院内部监督、特别是行政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落实和维护审判组织权力的基础上开展内部监督工作，既不违反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规定，也不会影响法院内部审判组织、法官行使依法作出裁判的权力。
即使是在奉行法官独立审判的国家，在不影响法官依内心确认作出裁判的独立性的前提下，法律也规定负有监督职责的法官或司法组织对被监督的法官有权力、有义务就工作效率、责任心、举止、品行等内容提出监督意见、采取纠正措施。在国外，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并不排除法院内部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夫撰文指出：美国司法独立制度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官享有宪法的保护；二是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三是司法有权对法官的不当行为采取纪律措施；四是发生利害冲突时用适当办法予以解决；五是保证司法判决的有效执行。只有这五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司法独立。”(见美国驻华大使馆《交流》第2期)此处的纪律措施就是内部监督。我国的执法环境、法官的产生条件、公民的法律素质目前与国外有很大差别，采取符合我国审判工作特点的加强监督、强化管理的措施是促进审判独立、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
四、司法改革与加强法院监督
党的十五大指出，要积极推进司法改革、维护司法独立，开展冤、错案件责任追究工作。这一论断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是要推进司法改革、维护司法独立，二是要加强监督，开展责任追究工作。这为司法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明确了方向。关于法院改革，《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改革的思路。《纲要》第20条指出：“在审判长选任制度全面推行的基础上，做到除合议庭依法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议庭审理并作出裁判，院、庭长不得个人改变合议庭的决定”。《纲要》这一规定表明，逐步改变庭长、院长审批案件的做法，落实法律规定的审判员、合议庭权限，是今后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价值取向上审判方式的改革在向着法官独立审判的方向发展。因此，《纲要》的规定也为如何开展法院内部的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法院内部监督工作必须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
在司法改革的形势下，审级监督和行政监督都有许多不适应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问题，值得我们下工夫去改革完善。
1?关于审级监督。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在审判工作方面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是监督关系，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必须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上下级法院在审判工作方面形成的行政化的倾向，如对案件的请示、汇报、批复等行政工作方式。在不同审级之间，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是在依法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事先的请示、汇报等领导和服从的行为，都将使事后的监督失去意义。
2?在行政监督方面，院长、庭长、监察部门如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是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搞好监督，必须分清院长、庭长、监察部门的审判职责、管理职责。依照法律规定，院长、庭长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员。做为合议庭、审委会成员时，院长、庭长要依法履行其法律规定的审判职责，如担任审判长、主持审委会。作为管理者出现时，则须履行其管理、监督职责，如分配案件，组织合议庭，决定有关人员是否回避，审核法律文书与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决定是否一致并签发法律文书，监督审限，发现错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等。审判职责是院长、庭长作为审判组织成员时履行的职责，此时，其权力、地位同普通法官一样，不能凌驾于其他审判组织成员之上。在履行管理者职责时，院长、庭长必须充分发挥管理者、监督者的作用。但审判工作的特点同时决定院长、庭长在监督、管理时也不能干涉审判组织的法定职权，个人无权改变审判组织的结论、决定。没有任何国家的法律规定，管理者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或操纵审判组织的审判结论，管理者只能依法定程序来使审判组织接受自己的观点、实现自己的意志。
法院内部的监察部门不同于院长、庭长，是单纯的行政监督者，但其监督的性质、方式、内容，与院长、庭长并无实质差别，不过是在院长授权下，代表法院最高行政监督者――院长，专门履行行政监督职责罢了。由于监察部门没有审判职责，从而使其与审判监督庭等负有审判监督职责的审判组织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如前所
述，两者还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综上，笔者认为搞好法院内部监督工作必须掌握以下几点：
1?要遵循审判工作的规律，掌握审判工作的特点，依法开展监督工作。要认清审判权、监督权的差异，掌握法院行政监督的特点。要制定出明确的法官行为规范作为监督的标准；同时，在维护审判组织依法行使权力的基础上，明确行政监督者的权限，明确监督与干预的区别。既加强监督，又不干涉审判组织依法履行职责。
2?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以院长领导下的监察工作为核心的行政监督工作。监察监督是以纪律处分为手段的监督工作，在管理范畴中，其作用和效果是最为有效的。要纠正目前监督部门重叠、分散的缺陷，许多法院都设立了监察室、监督室、督导员以及对本院裁判有再审复查权的立案庭等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这些部门虽工作角度、方式有所不同，但从性质上讲都是院长行政监督权的延伸，都属行政监督范畴。为使监督形成合力，实现法院机构改革精简、效能的目标，完全可以将这些职责归并，形成以院长领导下的监察工作为核心的行政监督力量。
3?要将对人的监督与对工作的监督结合起来。要作好两个结合，即审判组织的监督与行政监督的结合、行政监督不同主体之间的结合。审判庭的二审工作、立案庭对本院的再审复查工作、庭长的日常监督工作、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均应通过有效的途径结合起来，使之形成相互协作的体系。在这方面，《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作出了原则规定，但需要在追究的内容、免责的范围、工作的程序、有关部门的义务、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以确保审判的独立性、监督的有效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去年，我国对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那种类似军警的制服、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式制服佩戴胸徽的两款新式法官服。从去年5月11日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法官开庭审案时必须穿着法官袍。尽管穿上法官袍仅是一种形式，它并不能直接的必然的保证司法公正与防止司法腐败，但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官袍的推行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且也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普通民众普遍的赞同与许可。
可能是受法院系统推行法官开庭时统一着法官袍做法的影响，全国律协随即考虑制定律师出庭时统一着装的有关规定，10月18日司法部批准了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和《律师协会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我国律师出庭时将穿上统一的律师袍，佩戴律师徽章。虽然在律师界人们对之褒贬不一，但据全国律协有关同志讲，对于推行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的做法，全国大部分律师是持赞成意见的。姑且不论这位同志所讲的有没有调查统计的根据，也不论全国大部分律师是否真的持赞成意见，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律师袍的推行真的有必要吗？它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赞成推行律师袍的主要观点是，目前在全国，律师出庭时着装不一，已严重的影响到司法的权威与庭审的庄重与严肃性以及律师职业的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要求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是没有统一着装，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律师在出庭时着装是得体的。其次，律师穿袍与法官穿袍之间实际上并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说法官穿袍了马上律师也要跟着穿袍，而且，律师穿袍也并不必然地代表着形式正义。因为法官穿袍象征的是国家司法的权威，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官在开庭时都是穿袍的。而律师是否穿袍则更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所决定。因为，即使是在十分讲究法庭仪式的普通法国家，虽然法官出庭均着法官袍，但由于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国家的律师出庭时都穿律师袍的，例如在美国，律师出庭虽然未着袍，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律师这一职业的公众形象与律师作用的发挥，也丝毫不影响美国是全世界律师制度最发达、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无论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城里于乡间，无区别的统一推行律师出庭着律师袍的做法既无必要，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例如，南方与北方的气候迥异，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在南方的夏天时，律师穿上质地不薄的律师袍坐在没有空调的法庭里，以及在北方的冬天时，律师里面穿着厚厚的衣服，外面鼓鼓的套上一件律师袍坐在没有暖气的法庭里的情景，律师感觉会怎样？（有鉴于此，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官袍穿着的有关规定后，随即又作出了基层法院法官审案可不着法官袍的变通规定。）又如，就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律师及城里与乡间的律师相比，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城里人的观念相对比较开放，乡间的人观念相对比较保守，无区别地统一推行律师袍，对东部律师来说，几百元一套的律师袍算不了什么（据人民网公布的消息，这种新式的律师袍现初定价格为375元每套），但对西部有些律师来说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外，对城里人来说从观念上会较快接受律师袍这一新生事物，但在乡间的法庭里，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会不会像动物园里的怪兽一样受到群众的围观还很难说，更惶论能有助于庭审气氛的庄严和肃睦了。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两个问题，即律师的形象靠什么树立，律师的威信从什么地方来？
目前，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所下的定义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我国，要做一名专职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以前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然后，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以上后方可申领执业证，领到执业证后，他（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并可以独立办案。但这时作为律师的他（她）却一无所有，失去了工资和福利，失去了铁饭碗的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赢得劳动报酬。作为律师，他（她）没有任何权力，律师是民间人士而不是行政官员，他的执业权利是靠法律来保障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本应是律师权利保障法的《律师法》中对律师执业授权性的规范只有寥寥数条，而义务性规范却占了绝大多数，无怪很多律师将其戏称为律师管制法。再拿刑事辩护来说，刑事辩护从本质上来讲是一项对抗激烈，能最充分发挥地律师的才智与展现律师的风采，也最容易使律师一夜成名的一项诉讼活动，对各国的从业律师均有着巨大的诱惑。但在中国，愿意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却不多，因为在中国，律师办理刑事辩护业务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辩护律师承担着几乎无法承担之重。因此，有的律师干脆直接宣称不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甚至有的律师事务所竟将不得代理刑事辩护业务作为本所律师的执业纪律来加以规定！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必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与恐惧来处处小心，因为前车之鉴就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就有一百多名律师以涉嫌伪证等各种罪名被抓（结果证实绝大多数错抓）。辩护律师因刑事辩护而自身尚且难保，那么要求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律师的一大悲哀，既是对法制的嘲讽也是对律师这一职业形象的亵渎。修改后的《刑法》 “创新”之一就是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罪名，这是专门针对律师的，而对公检法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该法却没有作出相对应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立法歧视。又如《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一至两人为辩护人但却对公诉人出庭的人数没有限制，它规定了在庭审中辩护人如向被告人提问须经审判长许可，而公诉人讯问则无须征得许可。再如，在调查取证方面，《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须经证人的同意，向被害人一方取证须经检察机关或法院的许可并经被害人一方的同意方可进行。但同时该法却并未规定在证人不同意或检察机关、法院不批准或被害人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如何救济的办法。因此，这种所谓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不完整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难以实现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依照该法的’规定，这些人均有向公检法部门如实作证的义务，如拒不作证，则有相应的国家机器来强制其履行作证义务，而且还规定了如向公检法部门故意作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此外该法还规定，在庭审中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辩护律师如违反法庭秩序将受到诸如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但却未规定在同等情况下公诉人如违反是否应受到处罚。本来无论按照法理还是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法官入庭时全场都应一致起立，这是一国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和体现，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往往会发生作为公诉人的一方不起立的情况，因为作为公诉人，法律赋予他有着法律监督的大权（当然这种法律监督权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还是作为检察官个人所享有的
职权在法理上还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也是需要通过检察官个体来实现的，更何况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多数公诉人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地将其视为自己的职权甚至权力的），公诉人的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特殊身份往往甚至会使法官也惧之三分。《刑诉法》也没有规定控方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和辩护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司法豁免制度。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在刑事诉讼中本应是力量平衡的控辩双方的力量却变得如此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律师高质量地无后顾之忧地辩护以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律师来说无异是“索我于枯鱼之肆了”。
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制度及法治的传统，由于封建遗毒尚远未肃清及我国的依法之国之旅才刚刚开始，如今包括领导干部、公检法人员、普通群众及新闻媒体等在对律师的认识方面都普遍地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有些领导干部和公检法人员错误地认为律师就是帮坏人说话和开脱罪责和专门同公检法部门过不去的，有些公检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但特权思想严重，将法律赋与其的职责当作权力，根本丝毫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对律师趾高气扬发号施令。人民群众在需要律师时会将律师视为正义的化身，但在不满意律师收费时则将律师说成是专门乘人之危谋取钱财的唯利是图的小人。在影视作品中，对律师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着普遍的误解。有一部以律师为主角的电视剧，其中一个剧情讲的是一位女律师为她的当事人代理一宗离婚官司，她的任务是为她的当事人争取对小孩的监护权。但她在办案过程中却为作为小孩母亲的对方的伟大的母爱所感动而在庭审中故意输掉了当事人委托的官司。这位律师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律师伦理，但这部作品竟是将其作为正面形象来宣传的！在我国的这类作品中，在关键时刻，对律师来说，几乎最终总是社会伦理战胜律师伦理。如果律师伦理战胜社会伦理，那么这名律师的公众形象必然是反面的，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唾弃。这充分地表明了人们对律师这一职业的误解有多深！培根曾说过，没有坏人，就没有律师。实际上，律师为“坏人”辩护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但在现代中国，公众对律师的作用与形象却是如此的定位，实不能不能说是一大悲哀。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人治传统残余以及现行的司法制度中存在着种种不尽合理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以权代法、以权代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作为律师你辩你的，作为法官我判我的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律师执业因此而变得阻碍重重，这就使得律师的作用根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进而连原本相信律师的当事人也开始不得不怀疑律师的作用及这种司法法制度的合理性，转而相信打官司不如打关系之说了。而对一些律师来说，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与打击后，转而会认为，既然现状就是这样，自己无法去改变它，那倒还不如干脆就浑水摸鱼及时地捞点钱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作为律师应有的正义感、责任感、神圣感和社会的及政治的使命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然后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的历史表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然后再到思想文化的这么一个由表及里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事实上，相对于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及思想意识等方面来说，律师袍代表着也仅仅只能代表着最低层次的器物而已，在以上的这些法律设计、制度设计、特别是公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律师开庭时就是穿上律师袍又能怎样呢？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们是否会觉得身上的律师袍有几许沉重甚至滑稽，而身着律师袍的律师们的心底是否会有几许无奈与悲哀呢？
作者：高军 ，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 、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公证法浅谈/奚正辉法律论文网
公证法浅谈
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该法于3月1日起施行，这对公证界来说是一件喜事，因为我国公证制度全面恢复的20多年后终于有了一部公证自己的法律。
目前规范公证的主要条文是：1982年4月13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206月11日司法部颁布的《公证程序规则》及各地方的公证条列（如1995年12月2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上海市公证条例》）。随着经济的发展，现行的公证体制早已突破了1982年的《公证暂行条例》，而且各条文彼此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立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公证的发展。
《公证法》的出台对公证而言无异是一场及时雨，它明确了公证的各项制度，并对公证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公证法》继承了原先绝大部分的公证制度，但也适当做了一些修改。
一、公证机构的性质
《公证法》第六条：“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这里把公证机构定性为证明机构，但具体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没有规定，因为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中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形式还存在争论，所以立法就规避了该问题。在《公证法》出台后，段正坤副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回避了该问题，只是说公证机构是证明机构。原先《公证暂行条例》第3条：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关。8月10日司法部下发了《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中提到：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处要尽快改为事业体制，边远、贫困地区及近三年人均业务收入不足三万元的公证机构，可以暂时保持原行政体制不变。所以目前公证机构既有事业单位模式，也有行政体制模式，但今后几年公证机构都主要将以事业单位模式管理与运行。公证机构能否改成合伙的模式，新的《公证法》没有说“不”，司法部也曾经搞过试点，应该说立法还是给公证机构的组织形式开了一个口子。
二、公证机构的设置
这是所有公证机构都非常关心的事情，这关系到目前公证机构去留的问题。《公证法》第七条规定：“公证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可以在县、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直辖市或者市辖区设立；在设区的市、直辖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公证机构。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里明确了一个原则就是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应该说是回归了公证机构的本性。原先公证机构有国家公证处，省级公证处，市级公证处，县级公证处，后来国家公证处已改为长安公证处，但省里依旧是三层设立公证处，这导致了公证管理的混乱及公证机构之间地不公平竞争。原先《公证法草案》第6条：公证机构在县（县级市）、市辖区设立。《公证法》改变了草案的规定，对公证机构设置在哪个级别作了选择性规定，但必须是同一级别，所以到明年3月1日开始，各个地方的公证处都将进行一次大的变动，取消层级设立公证机构。
三、公证机构设立的条件及程序
《公证法》第八条：“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自己的名称；（二）有固定的场所；（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四）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第九条：“设立公证机构，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第一次明文规定了公证机构设立的条件，从条文来看，设立公证机构的条件还是比较简单的，但目前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开设公证机构的。
四、公证的业务范围
《公证法》第十一条：“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一）合同；（二）继承；（三）委托、声明、赠与、遗嘱；（四）财产分割；（五）招标投标、拍卖；（六）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七）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八）公司章程；（九）保全证据；（十）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十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第十二条：“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务：（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二）提存；（三）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四）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五）提供公证法律咨询。”《公证法》对现有的公证业务进行了总结，并以两个条文进行归纳，第十一条是传统业务或者说是主要的业务，第十二条是新型业务或者说是其他业务，通过列举，对公证业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笔者认为把公证业务以两个条文进行区分规定不是非常必要，而且在法律层面列举公证业务的具体范围，是否有这个必要呢？
五、公证的管辖
第二十五条：“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规定。”对于管辖的规定主要是参考了《公证程序规则》，只是增加了“经常居住地”。对于不动产的公证，还是严格依照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管辖，这对上海的公证机构来说影响比较大，因为上海公证机构的业务约70％都是不动产业务，而且上海市原先存在跨区管辖不动产买卖公证业务的情况。目前不动产抵押贷款合同公证及不动产继承公证是允许跨区受理的，但根据《公证法》的规定：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但除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外。不动产抵押贷款合同公证及不动产继承公证并不在除外的范围之内，所以公证法施行后对该业务的受理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六、公证的期限
《公证法》第三十条：“公证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充分，申请公证的事项真实、合法的，应当自受理公证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但是，因不可抗力、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原先《公证程序规则》规定的期限为：一个月。表面上看，期限是缩短了，但《公证法》没有约定办证的`最长期限，若当事人补充材料或公证机构核实情况，公证机构可以无限延长办证期限，《公证法》没有对办证的最长期限作出规定。
七、公证效力
《公证法》第五章对公证效力作了规定，原先当事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向公证处或其主管的司法局提出，再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所以在公证法实施后，当事人对公证书有异议的，先向公证处申请更正或撤销，不服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八、法律责任
《公证法》对由于公证机构的过错进行赔偿有了明确的规定。第四十三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该规定，理顺并明确了公证赔偿的救济方式与途径，从而也加强了公证员办证的责任心。
《公证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先公证法草案对此没有规定，在公证机构地要求下，增加了这一款，这对减轻公证机构的责任风险非常重要。但具体如何执行却没有规定，譬如公证机构发现当事人提供的假文凭，是否可以当场没收，使用假文凭的当事人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或治安管理处罚的责任。
总而言之，《公证法》的出台，对公证机构无异是一件好事，虽然它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笔者希望对《公证法》的一点介绍及分析，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启发。
（上海中汇律师事务所 奚正辉）
浅谈法官现代化/隋美玲法律论文网
浅谈法官现代化
（作者：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隋美玲）
引言
法官是一个神圣而古老的职业，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是现实社会中唯一的一个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他可以合法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决定巨额财产的归属，可以决定一对夫妻是否能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以决定你祖传的房产是否被作为“钉子户”而沦为推土机下的废墟。行使如此重大的权力者，如何才有让老百姓产生信任感？
在司法文明发达的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极大的声望。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法官刚摘下大盖帽，穿上法袍，用上法槌，在人们心目中把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看法还没有完全转变。我们只是向现代化的门槛里迈进了一只脚，法官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谈谈对法官现代化理解。
实现法官现代化是我国的形式所需
法学界、实务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前中国法官的地位太低，收入太少。的确，在目前来说，法官的地位与收入和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在老百姓心目中，法官在国家干部中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只不过在提起“公检法”、“政法部门”时觉得权力较大，比一些“清水衙门”显得重要一些。因此我国的法官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相比起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差距悬殊。我国法官待遇低是不可否认的，这与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有些法官的素质的确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但这决不能全部归因于法院进人把关不严，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第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十五大才提出来的，法学的繁荣是在此之后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法制不健全，制定的法律屈指可数，法学理论也远没有现在这样繁荣，所以，就专业知识来说，经过并不太长时间的学习和适应之后，普通人胜任法官职位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大量复员军人进法院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混乱，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以前的社会纠纷较少，法院的任务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繁重。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经济运转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完成，经济主体主要限于国营企业。出现纠纷之后，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协调就解决了。同时，私有制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承认，人们的权利观念、诉讼观念也没有现在这么强。民告官的案件（行政诉讼）少之又少，“一元钱官司”更是闻所未闻。法院的任务除了刑事审判外，主要是解决离婚、小额债务、普通民事侵权纠纷，法官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够解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进法院的法官，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专业素质的确偏低。现在新法律不断出台，新理论互相争鸣，新类型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即便是认知能力很强、法律科班人不下一番功夫，也难以全部掌握。当时进法院的人，绝大部分没受过专业的教育，只是依靠自身知识积累和经验来处理（诚然，法学院的教育模式也值得检讨，受过高等教育未必能成为优秀法官），再加上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年龄，能够通过成人教育取得学历的法官也属难能可贵。现在法院内年龄较大的法官承受着社会上种种诟病，其实，他们也很无辜。和西方比起来，中国法治落后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法官的地位和素质。在十七世纪英国大法官福蒂斯丘爵士即赋予法律职业以神秘性，主张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界的特殊科学，一个法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法律知识。今天，法院已经很少招收复转军人，随着法学教育的空前繁荣，招收法学院学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法官的素质问题方面，只能说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前面，如果查找法官素质低下的原因，只能向历史追究责任。
法官素质偏低是历史造成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类型的社会纠纷的出现、法律、法院和法官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提升、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法官这个职体团体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法官现代化成为形式所需。
法官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为了提高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法官现代化也是服务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大局，最终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尽善尽美的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法官现代化究竟为法官提出了哪些要求呢？本人有以下粗浅的认识：
一、法官独立是法官现代化的保障。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当我们思考或设计我国法官制度时，法官独立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明确的问题。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司法权作为一种摆脱王权控制的独立权力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司法独立与分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分权原则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区分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提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无论是从法官职业的本身特性或是从法院审判独立与法官个人独立的关系而言，法官个人独立是司法独立和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其一，法官个人独立是法官职业和审判活动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我们知道，司法活动不同于行政和军队的活动，它强调的是法官的个人行为，即法官需要具备独立人格。因为法官行使职权并不是仅仅集中在最后的判决，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法庭上对诉讼过程中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如果法官对诉讼过程中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事项不能独立进行决定，就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也会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增加纠纷解决的难度。除此之外，审判还是一项讲究亲历的活动，它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言词、证人的证词都需要亲自听取和分析，并作出判断，同时还要求法官对整个诉讼都自始至终地参加，对证据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我国，承办法官在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案件时，为了防止出现错案追究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审委员讨论决定，或者再向上级法院请示，这种做法显然违背法官的独立性。案件的承办法官应当独立审判，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公正的做出判决。我国法官的等级制度强调的是行政级别高的法官对行政级别低的法官的领导或影响，要求下级法官对上级法官的服从和依赖，这不利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直接、独立的判断。这也是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对一些最基本的证据都不认证的深层次原因。其二，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性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审判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是由法官具体体现的，如法官个人不独立，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的独立就毫无意义。
二、法官专业化是实现法官现代化的条件。关于法官的专业素质，英国法官柯克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在与英王詹姆士一世可否亲自坐堂问案争辩时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是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力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
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识。”[1]这段话成为英美法系中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而美国学者梅里曼却这样评价大陆法系的法官：“法官不过是一种工匠，除了很特殊的案件外，他们出席法庭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诉的事实，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寻找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们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的操作者，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2]比较了以上关于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官专业性的两段经典论述，那么法官现代化对法官专业化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法官在法律制度中的统治性地位。在“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制度下，法官在形成法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适用之外，对事实的判决主要是由陪审团完成的，而对陪审团成员却要求其没有法律背景。中国法官的职能与此相比有些不同，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适用仿佛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适用法律比认定事实更为简单。这样看来，在审理案件时，如果仅仅是认定事实，那么就不能说法官是一种专业性的职位，因为认定一件事实这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够完成的。但是在我国，法官对法律发展的确起不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司法解释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但这种司法解释的权力只是集中中最高法院手中，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仍然是“适用法律的机器”[3]。
在大陆法系，并不像梅里曼所说的`“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4]。法官不但具有专业化水半，而且这种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历史的考察，这一点就会发现，因为传统的法院录用了法学家，所以人法院就由学识渊博的人组成。即使在意大利，这大概也是法学家逐渐把公共权力掌握在手中之后的事。”[5]
法官专业化不仅是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建立法官专业化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官专业化制度，旨在全面提高和保障法官的素质，从而适应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需要。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也决定了必须由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必须精通法律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而只有熟悉法律才能信仰法律，并严格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三、在具备了独立性和实现专业化后，现代化的法官还应具备以下素质：
1、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对于法官，法律应该是其唯一绝对的服从对象。法官必须崇尚法律，唯法是尊，视法律为第二生命。法官必须用一种职业的方式来看待法律、适用法律。这种方式就是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就是必须忠于法律，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确定和解决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来说理和裁判。除非法律规定，法官在审判时不能服从上级，也不应服从其他机关组织或团体和个人。司法权威根本上来源于法律的权威。为保障法律权威，法官应当遵从程序法和实体法来审判每一个案件，奉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忠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2、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司法中立”的理念。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即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应以公平中立的态度对待双方当事人，目光不应该有斜视。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
3、现代化的法官应当知识渊博、善于研究。高深渊博的法律知识，是一名优秀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司法实践告诉我们：一名法官，仅凭满腔热情、一身正气是难以实现公正裁判这一目的的。那么，靠什么才能理清错综复杂的案件?靠什么才能识别扑朔迷离的案情?回答只能是这样的：理清和识别错综复杂的案件、案情，靠的是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如果一名法官，不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做到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甚至可能出现由于缺乏客观准确的分析而让罪犯逃脱法眼、继续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一再证明，我们不能不把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作为一名法官的基本素质而常抓不懈。
同时法官要善于研究，不断钻研，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在理论创新方面，实务界往往落后于学者，甚至在审判方面，也受到学者的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大陆法系法官的成长是与学者的贡献分不开的，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时期，法学家便以积极的姿态登上舞台，并且一直传承下去。这也是学术独立精神的体现。但是，法官们也不应忽视自己的贡献，毕竟，法官时案件的见证人，是疑难问题的目击者，最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最能够听到社会的呼声。但是在一些前沿问题上，总是学者最先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最终争论一番后，法官再依据结果权衡案件的判决。学者的争论理应只对法官形成间接影响，因为裁判权掌握在法官手中，对于学者的观点，具有采纳不采纳的选择权。但有时学术太过于自由，直接影响个案的审判。现在传媒发达，在案件出现之后，判决之前，编辑记者们喜欢找法律专家做点评，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公众并不把种点评当作学术讨论，而是当作案件应然的判决结果。在这种舆论大造声势的条件下，媒体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法官判决。甚至有的学者公然与法官争夺话语权、审判权。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刘涌案中，在锦州中院做出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后，十几名京城学者联名出具法律意见书，直接将学术讨论延伸到个案审判中，结果辽宁高院受其影响，二审改判死缓，最终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二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学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法官们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学者的法律意见书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呢？追根溯源，是法官的理论水平较低，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于学者的法律解释，过于迷信权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法官的职业化不仅要求法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还进一步要求法官的专业水平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即能达到所谓的学者型法官的程度。
4、现代化的法官应技能高超、品德优良、经验丰富。法官是具有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特殊群体。法官除了应当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外，还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职业伦理道德修养，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他人和影响他人。法律是以公正为最终的和永恒的价值，而法官作为法律职业的最主要的主体，就应始终以公平、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官应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形式性、职业性、终级性和公平优先性等特点，而法官是司法权的主要行使者，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中运用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根据自己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内心信念，居中裁判。法官的社会职责主要是通过审判案件来解决社会各种矛盾和纷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力求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精湛的法律知识，更要具备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而且还要具备良好或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
守。试想，如果让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还未成家的年轻法官，负责审理离婚案件或家庭纠纷案件，他（她）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他（她）除了机械地运用法律外，还能做什么，又怎能妥善地处理好此类案件，当事人又怎会对他（她）的裁决结果信服呢？一个没有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在办案中又怎能把握时机适时进行调解或妥善处理那些突发事件呢？法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品性需要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磨炼，不断培养，要经过多年的熏陶和积累，才会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一个职业伦理和道德素养尚不高的法官，又怎能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护神呢？
结语
以上所述是从单纯的应然的角度出发对法律现代化作出的一点分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官现代化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与我们的现实社会相联系的，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因此法官现代化建设会遇到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但更需要我们对改革可能甚至必然产生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沿着法官现代化建设道路坚定的走下去，实现法官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吴 越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德国的司法考试严格上讲应称为“州法律考试”。换句话说，德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是因为德国实行联邦制，而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教育(包括法学教育在内）属于各州的事务，因此各州也有权制定自己的司法考试制度。每个州的司法考试举行时间、考试内容的范围以及报考要求可能彼此不同。当然联邦法律对司法考试也有原则性的要求，以防止各州的司法考试差距太大。例如德国的法官法对德国法官的专业素质作出了具体规定，该法实际上对司法考试规定了框架性的条件。各州则根据联邦法律的原则要求实施条例。因此，只能就各州的司法考试存在一些共同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报考条件与两次司法考试的内容
在德国，只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法学教育的人才有资格报考司法考试。在大学的法学系经过大约五年半的学习之后，大学的各门必修课以及选修课均合格者，可以取得大学的法学本科毕业证书。不过，法学专业的学生只要通过至少7个学期的专业学习，就可以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而没有经过正规法律教育的人，例如其他专业的学生，则不能参加司法考试。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内容以基础知识考察为主，考试范围以必修课为主，即民事法律、公法(主要是宪法与行政法)以及刑法。当然，有关的诉讼法，即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法也在考试范围之列。
原则上，学生有两次机会参加司法考试，即如果首次参加司法考试没有通过，则还有一次补考机会。
法学专业学生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后必须进行实习。实习生必须分别在法院、检察院、行政机构以及律师事条所实习，实习时间大约为两年。实习合格者，才可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第二次司法考试的内容主要以考察学生的法律适用技能为主，在考试范围上与第一次司法考试基本相同。同样，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没有通过的人，只有一次补考机会。
二、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
在德国，大学教育实行学术与科研、教育自由原则，因此大学的法学教育是以教授为中心的。法学院的任务就是向学生传授法律基础知识。至目前为止，法学教授并没有义务在大学教育中就为学生的司法考试作准备。因此，老师教的与州司法考试委员会的考试内容可能不一致。这就导致大学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脱节。此外，由于参加司法考试的次数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学生在准备充分之前，不能冒然参加考试。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司法考试辅导班也就应运而生。司法考试辅导班一般都是私人组织的。因此学生要参加司法考试辅导班就必须交纳辅导费。授课的老师主要也不是大学的法学教授，而是具有考试与实践经验的人，例如律师。经过司法考试辅导班培训，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机会大大提高。但是尽管如此，法学专业的学生一次性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还是不高。据说，大约70%到75%的考生能够一次性通过考试，有的州的.比例更低一些。
由于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脱节，尤其是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的脱节，德国联邦议会在4月通过一项法案。按照该法案，从起，大学法学教育应当面向实践，尤其是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外语能力。换句话说，德国希望将来的法学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律师，以迎接国际化的挑战。在这个基础上，司法考试的组织相应作了调整。从20起，大学的法学院也将承担一定的司法考试任务。具体来说，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阶段的成绩中30%将成为司法考试成绩的一部分。相应地，州的司法考试成绩的70%计入总成绩。这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大学法学教育要从以灌输法律思想为主转向以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为主。
三、司法考试的作用
德国司法考试的作用在于，州的司法考试其实就是一种竞争淘汰机制。因此，它基本上保证了只有合格的法律学生才有资格从事法律职业。事实上，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在大学低年级就得考虑如何为将来的司法考试作准备，因此它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司法考试也为司法部门录用合格人才提供了标准，从而避免在人事方面不公平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考试制度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载年10月23日法制日报及该报网络版）
陈淑 筱萍
【论文提要】《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院已向社会公开招聘了一批人民陪审员，该批人民陪审员经区人大人命，并经培训即将参与审判。本文拟从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谈谈肤浅看法，以期同仁指正。
【关键词】 人民陪审员 立法问题 缺陷与不足 完善措施 解决问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1979年通过、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通过、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另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有关部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专门就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内容应当是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而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其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语言表述有所不同。现行的1982年宪法却未规定人民陪审制度，迄今为止对宪法进行了3次修正，也均未提及人民陪审制度。在当今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纲领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
（二）现行法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混乱。我国现行的涉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四部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相当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表述不清。1979年的法院组织法第九条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但1983年修正时却删除了这一规定，其对应的关于合议庭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这样在第一审案件中由人民陪审员必须参加合议庭就成了可参加可不参加，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应当”变成了“可以”，进而使该项制度成了“可有可无”。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仍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而在其第一百四十七条审判组织中，又把原来（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修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使这项制度也成了“可有可无”。在同一部法律内这两条的表述似乎有前后相互矛盾之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把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制度来规定，也都只是在审判组织中作了“可有可无”的规定。由此看来，现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地位的规定确实有些尴尬。
第二，关于在哪一审级的审判中可以采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不一致。在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在行政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赋予行政诉讼以更大的灵活性，即行政诉讼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案件均可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且如果行政诉讼案件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话，也是与法院组织法的基本规定不相符，在立法上是相互矛盾的。笔者认为，这是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一项差错。
第三，现行各部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表述不尽一致。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三十八、第三十九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都表述为“人民陪审员”，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都表述为“陪审员”。法律语言应当是高度严密和统一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损法律语言表述的严肃性，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瑕疵。
第四，现行各部法律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表述不一。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而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只规定有同等的权利，没有“义务”二字。行政诉讼法对此干脆不作任何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同呢？当然不是。从法理上讲，任何时候权利义务都应当是一致的。这些问题都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修正完善。
（三）现行“聘请特邀陪审员”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现行法律中，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赋予了其职权：“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这说明，人民陪审员是经选举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审判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力的人。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作为合议庭的成员与审判员一样对案件的处理行使同等权力。审判权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该项权力的行使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只规定依法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有权行使审判权，没有规定“聘请特邀陪审员”可以行使审判权，也没有授权人民法院可以自行“聘请特邀陪审员”参加诉讼。因此，目前一些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聘请特邀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这种做法却没有
法律上的依据，亟待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专项立法。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和陪审员产生的程序等没有具体规定，陪审员的素质难以保证，有的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对于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的经济补助标准各不相同，很多情况下，补助很少甚至没有补助。基于上述原因，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实亡，流于形式，甚至根本就不搞陪审。因此，亟须出台《人民陪审员法》，就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举程序、任职资格、职责范围、权利义务、管理与培训、经济保障等具体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1、陪审员职权不明确,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陪审员在审判中究竟应该具有哪些职权和责任,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这就使陪审员的具体运作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了保障。在实际中,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在作出判决时,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威屈从心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就是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这也是近年审判中陪审制度弱化的原因之一。
2 、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实践中,有的法官有“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让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有的即使请了陪审员，对其意见也是采取“听而不理”的态度，甚至不允许陪审员参加合议，进行表决。正是由于这种对陪审制度的不正确看法，在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3、陪审员任期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一案一选”制。而实践中有的陪审员甚至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陪审员这样的任期制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
4 、陪审员的选任方式不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应该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陪审员的选举很不受重视。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中根本“排不上队”，因此造成了各地人民陪审员选任现状的混乱。例如，有的地方由法院直接邀请人民陪审员，有的地方让有关单位和团体推荐人民陪审员，等等。在实践中，当某个案件的审判需要陪审员的时候，负责该案审判的法官在本案陪审员“候选名单”中挑选。法官乐于挑选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好或比较熟悉的陪审员的作法屡见不鲜。这种人民陪审员的选举方式干预过多，与法院的牵连过多,导致选举出的人民陪审员不能真正对法官监督，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也减弱了.
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
1、严格规定人民陪审员条件和选任程序。人民陪审员除了要年满二十三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身体健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条件外，还要对本案无先入为主的偏见。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是在案件审理前随机产生，这样选出的陪审员不与法官产生利益冲突，更不与双方当事人有关系牵连，他们能在法庭上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判决，自主的认定案件事实，而不受外界干扰。另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人民法院陪审员办法，明确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
2、明确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范围。通过诉讼法的修改程序或在陪审员办法中明确陪审制度适用的具体案件范围，防止当前的随意化现象。
3、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力范围。人民陪审员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履行下列职责：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4、明确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的奖惩措施及保障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来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20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出台后，全国法院反响强烈。但因为肖扬院长在讲话中提到年内最高法院将制定有关实施细则，故大多数法院仍在观望中。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人大代表不宜担任同级人民陪审员
人大代表由于其代表的广泛性以及社会活动知名度等原因，是许多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首要人选。对此，全国人大的决定并未限定。但我们认为目前人大代表担任同级法院人民陪审员的普遍作法值得商榷。
首先，根据法律，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案件和被确定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后，便开始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审阅案卷、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调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参加法庭审理活动。因此，可以认为，人民陪审员在履行审判职责时，就是法官，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而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作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主体，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可以行使对包括司法审判在内的“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力。如果大量的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那么就人大代表个人来说，其将立法权、监督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这显然是与我国的政体相违背。
其次，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其在案件审理中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官，然而他又可以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类似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这样的监督工作缺乏正当性。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实行陪审员和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陪审员必定和审判员在客观上具有“捆绑利益”，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很可能就会在监督者与审判者之间迷失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发生错位，从而导致懈于履行监督职责。
第三，由于担任陪审员，人大代表也很可能和法院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就有可能在述职评议、个案监督等工
作中出现先入为主的倾向，难以确保对司法审判工作作出客观的评价。《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比照法官的产生程序，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按照“谁任命，谁监督”的原则，人大常委会应当对其任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监督。而人大常委会又是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理应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显然，这就陷入了循环怪圈，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实施细则中将此问题予以明确。
二、人民陪审员的年龄上限是否应规定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年龄上限决定未作规定，实践中有许多法院一般是以当地公务员任职上限年龄为参照，即限定在23岁以上，60岁以下，笔者认为这是不适宜的。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此未予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限定公民权利的原则，法院将选任资格进行限定是不合法的。
二是对许多退职人员来讲，由于热心公益事业或有一定的法律职业经历，担任人民陪审员更为得心应手，也是老有所为的体现。
因此，认为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设立年龄上限的做法不妥，只要身体健康足以胜任工作就行，而不能搞人为限制。
三、人民陪审员的任期能否连任
《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因此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民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
我们认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最大区别就是非职业化。理论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有以下优势：1、职业法官由于长期闭门审理案件有可能变得过于追求学术理论方面的探究和适用，而陪审员比职业法官更接近大众生活，更具有基层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因此，他们参审会更贴近实践，在理论上更完美，给审判工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2、陪审员不依赖司法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也没有必要为职务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他们往往比职业法官少一些偏私和顾忌，会更公平地判案。3、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社会法律及其运作体系，已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成为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把持的过程。允许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到审判中，保持民众的声音，既可以监督法官，也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此保持法治和民主的相互联系。
陪审员虽然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但与法官却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陪审员肩负着监督法官廉洁公正司法的重要使命，是对审判更为直接和有效的监督方式。陪审员连选连任显然与上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相违背。
陪审员连任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似国外的“一案一选”制。有的陪审员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这样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一方面，陪审员连任制的直接结果就是脱离人民群众，陪审员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和隔阂由此产生；另一个结果则是陪审员的专职化必然导致专业化，这使他们迅速向法律职业者演变，而日益摆脱“民间化”和“非职业化”的特征。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把陪审员与法院和法官利益“捆绑”在一起，导致陪审员对法院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陪审员也无法起到对社会和周围人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作用。总之，连任只能造就一批“准法官”，而无法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应有功能。其实，陪审员的连任制除了违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外，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负面效果。由于陪审员在特定时间内的固定性和总体上的临时性（将来的无保障性），再加上对陪审员监督措施的欠缺和制度的缺位，给陪审员腐败提供了可能。相比法官而言，这些陪审员的腐败风险更大，收买成本可能会更低。陪审员连任并不能起到“监督司法公正、教育民众”的作用，相反，却更容易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失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民主内涵。
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在实施细则中明确不可以连任；或借鉴宪法的规定，任期不超过两届。
四、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法院一直是重视的。如广东省人民陪审员的来源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来自各级人大的人民代表160人，占总人数的10.8％；来自政协的委员共96人，占6.5％；来自公务员系列598人，占40.4％；来自企业、事业单位197人，占13.3％；来自其他行业（主要是妇女联合会）428人，占29％。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在选任中初步确定各行业的比例为：公务员15％、教师10％、医务人员10％、科技人员15％、企业职工15％、居民15％、农民10％、社会知名人士10％，其中女性人民陪审员比例不少于40％，少数民族不少于10％，党外人士不少于30％
我们认为，在注意代表面的同时，更应注意在政治层面上，应考虑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在社会界别上，应考虑工会、共青团、妇联、教师等。作为多个民族同时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也应有一定的比例。专业人员应占相当的比例。如金融、计算机、知识产权、医疗、建筑、外经外贸等等。也要考虑到名额在地域方面的平衡。我们认为应提倡一人多代表性，如既是妇女，又是知识分子，还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确保在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有较多的代表面。但不应从所谓社会精英中选择固定的人长期去“陪审”，更要限制特定的官员阶层乃至特定职业的人参加陪审。这样才能使陪审员不致成为“法官外的法官”。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低一直是陪审制度的’诟病所在。因为审判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许多法院普遍认为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在参加合议庭审理和评议案件的活动中，很少发表意见，有的只起到“陪坐”或者“陪衬”的作用，建议多选任学者型陪审员。
文化素质高、有专业特长，反映了法院对于社会精英的要求，但从我国当前受教育程度看，高学历、专业强的人才毕竟是少数，如果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要求过高，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的目标。
其实，那种试图通过选任各领域专家充任陪审员，以更好地解决某些纠纷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专家也有其行业利益，例如请医学专家担任医疗纠纷案件的陪审员，他能否保持公正的立场就大可怀疑。这里恐怕也有物伤其类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专家可以保持中立，当事人是否相信其中立性又是一个问题。这是选任中的一个难题。
五、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
《决定》第七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我们认为名额的确定应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数量不易过多过滥，防止本末倒置。二是数量太少，使其作用难以发挥。
最高法院的草案中曾提出，人民陪审员选任后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以每年每人十件为宜。可惜，人大决定中没有采纳此意见。
我们认为一人陪审过多，就会使其成为
“编外职业法官”，易于与职业法官的关系过于密切，对于公正审判可能也无益处。过少，则不利于陪审员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自身作用的充分发挥。具体陪审案件多少，还应结合实践确定。
六、人民陪审员的培训
《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这一设定有其合理性。
但培训不能试图将陪审员培训成法律专家，这在实践中既不可能也不经济，且完全损害了陪审员的自然的判断能力，并最终损及制度设立的初衷。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将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与法官同等的职权；二是人民陪审员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不可能与法官发挥同等作用，应当将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对法官审判案件进行监督；三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既行使与法官同等的权力，又对审判活动发挥监督作用。《决定》认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实现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对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仍应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审判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同时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法官形成一种监督和约束。这种监督作用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所固有的。关于陪审员的定位，沈德咏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答记者问中指出，实行陪审是当今世界大多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度。我国的陪审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但这种短期培训却是无法让人民陪审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奠定良好的法律功底，并形成合理的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的。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法律更新频繁、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的。如果要让陪审员走专业化道路，那还不如将审判责任完全托付给专业素质要高得多的职业法官们。
培训应以培养陪审员的基本法律意识为目标，以明确陪审员职责为重点，增强陪审员审判案件的使命感、责任感。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证据的采信规则、陪审员的职责和权力、廉政制度规定等基本法律规定。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具体的法律、事实问题，应由法官通过指引予以解决。要以制度的形式对陪审员的职责予以明确，防止出现陪而不审的局面。
七、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法官自由权过大
《决定》对必须实行陪审的案件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
实践中,有的法官出于 “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愿意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在司法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会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认为，应确立陪或不陪由当事人定的制度和机制。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是否要陪审法律不宜做硬性规定，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若当事人要求陪审，法官有义务为其找陪审员。这时，应至少有需要数量3倍以上的陪审员供当事人挑选，候选者要当庭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从而使当事人在选择陪审员时有一个了解的机会，当事人对陪审员有申请回避权。这样就真正使陪审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八、人民陪审员可否放弃陪审
对此，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可以在确定前主动放弃其参与审判的权力。但一旦参加审判，就必须保证按时参加审理案件。
“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在于公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设立权力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因此，对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理是强制性的，只要确定其为陪审员后，则不允许无故缺席。在审理过程中，其承担的职责亦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放弃。
九、选任陪审员的程序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是保证这项工作制度有鲜活的、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它既是人民陪审员担任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基本条件。法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过程中体现要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我们确定的程序是：
一是选任公告公开。利用报纸、电视台、信息网络以及张贴选任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公开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公告，将选任条件具体而明确、简明扼要地提出来。
二是报名自愿。自愿报名者来法院填写报名申请表（或通过网络下载），申请表中须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报名，凡未填写报名申请表的不具有参加选任的资格。
三是资格审查公开。由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对申请报名人员进行基本情况核实后，按照要求逐个作出确定，制作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决定书。
四是社会公示。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必须突出民主性和合法性，对拟任命的陪审员在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上公布于众，公示期满无发生有悖于条件要求的反映的予以正式任命。
五是任命颁证。由市人大举行庄重的颁证仪式，通过颁证任命这一形式，增强人民陪审员活动的社会效果。
六是建立档案，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业绩考核。
参考书目：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贯彻《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几个问题探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制度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建构
・周永坤：《法理学》，法律出版社3月版
王越江
书记员是人民法院审判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书记员制度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法制日益健全的形势下，健全书记员工作制度，加强书记员规范化管理，对于人民法院严肃执法、提高审判效率，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保驾护航，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书记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制约着审判工作的运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书记员是审判工作的不可或缺的辅助人员，但在当前书记员管理制度中存在如下诸多问题：
一是现行书记员晋升法官制度存在弊端。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实行法官与助理审判员、书记员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即将书记员设置为法院最底层的群体。我敕ㄔ菏榧窃背晌晋升法官的必然途径。进入的法院的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必须先从书记员作起。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
二是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是书记员工作缺乏专业性。在基层法院，书记员的工作可以说是无所不包，除了审判之外的任何工作，大多都是由书记员完成的，从立案立卷到结案归档，从简单的粘贴材料到复杂的草拟判决，书记员都快成了“全能战士”，这与我们对书记员工作的最初定位是不符的，是与司法发展的形势不符的.。
四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审判工作受到影响。人民法院的编制是有限的，由于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造成法院内部人员结构极不合理，不仅造成书记员队伍不稳定，而且使审书比例失调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有的法院只得让助理审判员同时兼任书记员，甚至审判员之间互相代为记录或者到别的庭去“借”书记员。有的法院干脆从社会上招聘书记员，素质难以保证，直接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书记员体制改革的意义
对书记员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单独序列的管理体制，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比较通行的做法。因为书记员工作有着特定的内容和范围，其性质与法官工作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存在相通、相融和递进的关系。例如，日本将法院的书记官等法官以外的法院其他职员作为国家公务员法上的特别职员。作为单独职务序列的书记官分为首席书记官、次席书记官、主任书记官和书记官四等。书记官以处理审判权的附带事务为其权限，即担负制作调查笔录、书写和保管诉讼记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事务，同时明确规定对于书记官职务，即使法官也不得代为行使。然而，在我国原先的管理体制下，却忽视了书记员工作的特殊性，混淆了书记员与法官的工作性质、特点，特别是在晋升模式上，将书记员视为晋升法官的过渡阶段，不仅造成书记员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失去了钻研本职业务的原动力，而且导致书记员队伍不稳定，人员不安心，业务不精通。对书记员进行单独序列管理还有利于克服书记员忙闲不均等弊端，提高书记员使用的效率。书记员集中统一管理后，避免了各个法庭之间在书记员使用方面的不平衡以及为协调这种不平衡所耗费的精力，也将起到减员增效的作用。实行书记员聘任制，提高了法官的准入门槛，审判人员与书记员相对独立，各自的权责将更加明晰，进一步适应了审判工作规范化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也是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高效、优质的司法服务的客观要求。
三、完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具体思路。
1、实行书记员终身制。这是新型书记员管理制度的核心。书记员“终身制”是指书记员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书记员在任职期间，只能在书记员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承担应由法官完成的工作或者晋升为法官。为了充分开发书记资源，顺利完成日益繁重的开庭记录、卷宗装订归档任务，应当实行书记员终身制。
2、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在以往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由于书记员分散在各庭，不利于书记员的管理与整体提高。而成立书记员室或其他书记员专职机构，有利于对书记员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和业务培训，即实行“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并设立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刑事、民事、立案、审监、执行及速录员的管理工作。“分散使用”就是，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合理安排到各业务庭，在审判工作中协助审判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当好法官助手。
3、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的管理体系。一要实行单独的书记员任用考试制度。应组织实行法院书记员的全国统考制度，以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选择优秀人才充实书记员队伍。二要实行单列的书记员职级制度。由低至高，设书记员、副主任书记员、主任书记员等职级，根据书记员的工作水平、工作业绩等条件晋升职级，从而明确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
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 曾五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提出“严打”方针并组织实施以来，“严打”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项长期刑事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20个春秋，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但每次“严打”斗争在取得短期性阶段效应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相当严峻。阶段性“严打”没有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来，“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的对象，“严打”的方式都发生有规律而跳跃变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把“严打”作为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以江总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严打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一、建立统一的“严打”思想理论体系
1983年的严打，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当时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十年沉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刑事犯罪迅速飚升；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经济阵痛带来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象洪峰一样逐年上涨，特别是首都北京连续发生4起抢劫银行杀人案，于是党中央4月又一次作出了“严打”的重大部署；世纪之初，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社会秩序混乱和有失规范现象比较严重，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引发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有些地方的恶势力逐渐演变成为更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些黑恶势力甚至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于是，在4月，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整治，期望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
“严打”方针的提出，根植于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治上由人治转为法治，社会关系由封闭的社会转为开放的社会，联产承包首先松动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民对田地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单元楼群住宅兴起，淡化了居民互相约束监督的义务感，社区阵地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治安的脉博，随其跳动而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前作出预测施以对策，因此，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进行严打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是“严打”的理论基础。另外，“宽严相济”、“双基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也是“严打”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
1983年，在原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第一次打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在实质上，“严打”依政策进行，依两高一部的刑事政策进行，显得使“严打”失去了法律根据，依政策而不依法律，毕竟一个权宜之权，随着新《刑法》和《刑诉法》的制定和实施，已废弃了原有的’两个“严打决定”，刑事法律更加规范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依法治国”为“严打”的思想基础，就必须统一规范“严打”的法律体系。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严打”的对象显然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及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但我国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战中都没有“重罪”与“轻罪”之分，因此，实事求是地建立“重罪”与“轻罪”理论，并施与相区别的刑事打击策略，是建立统一的“严打”刑事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前提，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重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制订对其进行审判和科刑的“严厉”法律或重新对“两法”进行调整和修改，在程序上、实体上区别严重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
制订统一的“严打”刑事法律体系，就是把“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体现全国人民意志的刑事法律，刑事政策的连续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连续性那样旷日持久；刑事政策的严肃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严肃性那样震慑有力，“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问题，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毕竟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被动措施，只有制订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才能保证“严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严打”不应是单一抓捕判杀，而是要强调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在建立了统一的“严打”思想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1、严打仍应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
三次“严打”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打不胜打”的怪圈？根源在于忽视了“打击犯罪并不能根治犯罪”的道理。犯罪率的涨落与国家、社会矛盾有关，而不是仅靠公安机关努力能遏制或通过“严打”达到理想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任何作为外力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内对犯罪发生作用，只有在消除或者至少减少社会矛盾与 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的提前下，“严打”才能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
2、改变现在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
纵观我国的三次“严打”，无非是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司法机关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但这些工作对司法机关而言，本来就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即使无有“严打”的提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司法机关也应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依法从严、从重。为了真正做到“严打”，就应改革现有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现在在司法体系中，“严打机构”是临时的，应建立长效的、完备的“严打”司法体系，如在公安机关建立“重案刑侦队”，检察机关另设“重案检控部门”，法院建立“严重刑事犯罪审判庭”等等。
3、进一步落实专案督办制度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有关单位要落实专门力量，做到专案专办，在落实各项保密措施的基础上，由领导逐级挂帅、督办，掌握进展，落实措施，动用各种侦查手段力求除恶务尽。
论法官阅历/杜海军法律论文网
论法官阅历
杜海军
社会阅历，是指一个人对社会、对事件的经历及理解程度。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一些事情，每天都会对发生的事件进行思考，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则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这时，我们的阅历则日趋丰富。阅历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它能帮助人们妥善解决生活及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能够前瞻性地预测事件的发展，帮助人们正确决策。阅历之于法官，尤显重要。我下面从两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社会阅历是案件质量精益求精的保障。
案件质量，我们法官们每天都谈论，提高案件质量也并非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我们会将法官的法学知识、社会阅历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平衡能力相提并论。法官的法学知识，是法官办理案件高质量解决纠纷的前提和关键。没有较为浓厚的法学知识或者法学理论不全面，就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追究某一条文的字面意思，而忽略其立法背影和立法用意，不能综合理解并运用法律。
但是，有了较为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就能做一名称职的法官吗？当然不是。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从律师当中选任法官，并且将从事律师职业相当的年限作为前提。这样的规定，当然也就涉及了我们的议题，涉及了法官的社会阅历及解决纠纷的能力。
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采取的是自动升任的办法，只要你考取了司法资格，就会从书记员升为助审员，然后再到审判员（当然这需要报批，报批仅仅是形式而已），也就是说，在我国要想成为一名法官，只要考取了司法资格就成为现实。这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原先则并无考取司法资格的限制，而是论资排辈，我就是论资排辈而当上审判员的。这一改革意义重大，杜绝了法盲法官的产生。但这一改革需进一步深化，逐渐与西方国家法官制度接轨，应当进一步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当然以阅历作为重要一环。
阅历有时是很难考量，现在唯一比较直观的考量标准是年限，通常理解，年限越长，阅历越深。但这又不是唯一标准，善于思考并加以调研则是阅历丰富的又一重要条件。就拿我们法官来说，我们是办案，当然，在办案过程中会用心思考，并且对这一案件涉及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加以拓展，也就是法眼看案件，这样，当然是经历的案件越多阅历则愈加丰富。但是，也有些法官办案就案论案，不能用法学知识来分析、探讨案件中出现的问题，只会拿着书本中的条文去框，其结果，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办案机器而已，这样的话，即使干一辈子法官，只能说他经历的案件多，若说阅历丰富则实在太牵强。
法官办案，光有法学知识，没有深厚的阅历和解决纠纷的能力，处理好每一起案件只能是空穴来风。处理案件的过程，是司法的过程，但并非单纯运用法律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是没有明文规定的。这时法官就要在自己的法学理论指导下，分析情况，比对事件、案例，提出自己解决纠纷的方案或者判决，这一过程，就是法官阅历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如果法官阅历很浅，就不能进行对比分析，就不能预测判决以后将要产生的后果，就不会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有可能会使很简单的案件复杂化。
二、社会阅历是法官调解得到突破的关键。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调解，调解的益处我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东营市二级法院非常注重法院调解工作，并且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在立案庭实行庭前调解。那么如何提高调解率，使调解工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取得新突破呢？阅历同样至关重要。我们每天处理的案件，很多都是同一类型的案件，有的甚至是极其相似的案件，我们就套用一种模式去调解吗？这是行不通的。即使案件相同，当事人也不尽相同，性格脾气甚至迥异，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调解，可能使一些能够调解的’案件最终因方法简单而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在调解时，法官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做工作，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做这种工作时，法官的阅历是相当重要的，法官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分析案件的成因，预测案件的走向，对症下药，妥善的提出解决纠纷的合理建议，以使案件及时合理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凭借自己的阅历有针对性采取措施会使纠纷及时解决，如果法官没有相当的社会阅历或者办经验，就不会提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提出的方案有时只是理想化的方案，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当然能达成调解只能是一句空话。
综上，法官的阅历对法官办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使我们选任的法官具有相当的阅历呢？我认为应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建立法官选任制度，逐步实行从有实践经验的律师中选任法官。现在有些省市已经开始试行这一制度，我们山东省也将从始从律师中选任法官。在实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要尽量将一些考取了司法资格的有审判经验的法官充实审判前线。其二、建立专业化法官队伍，防止办案法官与非办案人员交流过于频繁。现在许多法院，不从事办案的人员也大多具有法官资格，因此，办案法官与非办案法官之间频繁交流在现实社会中非常普遍。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官队伍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法官能够充分汲取办案经验，丰富办案阅历，保持法官队伍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 垦利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刘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04级侦查学研究生 110035）
摘要：本文从鉴定主体资格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基本原则、审查、选任和条件这几个方面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进行论述，提出现行的鉴定主体资格规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本文是对笔者掌握资料的综述。
关键词：司法鉴定 资格 改革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做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什么样的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鉴定结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具备鉴定主体的资格，这是司法鉴定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问题。
鉴定主体资格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其中就包括鉴定主体资格。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中关于鉴定主体资格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我国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确立于本世纪初期。19《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鉴定问题作出规定，但这部法典末获得批准。19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此中对鉴定作了较多的规定，仅鉴定人就有2条：“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真相者，得用鉴定人”(第74条)；“鉴定人须由审判官选用，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凡有一定学识经验及其技能者，均得为之”(第75条)。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作出了较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司法鉴定工作有很大发展，在处理各类诉讼案件中起了积极作用。五六十年代公检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需要，分别制定了部门鉴定工作细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共同遵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又对伤情和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作了增补。1989年和199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民事鉴定和行政鉴定问题作了规定。至黑龙江、重庆、吉林、深圳、河南、江西和河北陆续出台了司法鉴定条例。司法部在8月14日颁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一次系统地确立鉴定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鉴定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
在确认鉴定主体资格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原则，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人主义；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权主义。
（一）鉴定人主义
按照鉴定人主义的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力机关并不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人资格，并不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所以，又称为“无固定资格原则”。《美国法律词典》把“专家证人”解释为：“在一项法律程序中作证，并对作证的客观事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证人是具有普通人一般不具有的一定知识或专长的人。受教育程度可以为一个人提供专家证人的基础，但是基于经验的特殊技能或知识也可能使一个人成为专家证人。”可见，在英美法系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案件中的鉴定人，只要该案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其具备了该案鉴定人的资格。
（二）鉴定权主义
按照鉴定权主义的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利机关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主体资格，或者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所以，又称为“有固定资格原则”。具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将鉴定权授予个人。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应该在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注册；鉴定人注册名单的确定方法由行政规章确定；预审法官一般应在上述名单中挑选鉴定人。
第二种是将鉴定权授予某些机构。例如：按照俄罗斯的有关法律规定，刑事案件中的各种鉴定主要由国家授权的司法鉴定机构负责，只有当这些机构无法进行鉴定时，如涉及建筑学、工程学、机械学、艺术学等领域的专门问题，司法人员才能授权其他机构进行鉴定。
第三种是前两种情况的结合，或者说是比较灵活的鉴定权方式。例如：德国既有专门从事鉴定工作的政府机构，也有民间的鉴定机构和具有鉴定资格的个人，而且当事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自由选聘鉴定人，所以其鉴定人资格制度实际上是有固定资格原则与无固定资格原则相结合的，但是以前者为主。
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
在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这个问题上，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国家与实行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的国家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是由当事人或其律师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这包括两方面的审查：其一是聘请该鉴定人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其二是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而且以对方审查为主要内容。这种资格审查方式属于“事后审查”。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有以下几种情况：1、由有鉴定权的机构自行审查。2、由授予鉴定权或确定鉴定人资格名单的机关负责审查。3、由法官或其他负责案件的司法官员负责审查。这三种资格审查方式属于“
事前审查”。
鉴定主体的选任
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与诉讼模式紧密相连。在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往往是司法机关的权利。而在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中，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并不是司法机关的专权，当事人也有权选任司法鉴定人。但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当事人的建议权。
在鉴定人的选任上，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只有《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二章“侦查”中，实际上确定了侦查机关对鉴定主体的选任权。此外，公检法机关制定的一些规章、司法解释中对鉴定主体的选任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只赋予了公检法机关，当事人并无权进行选择。《仲裁法》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唯一赋予当事人选任鉴定主体权利的规定。
鉴定主体的条件
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司法鉴定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同，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证人的法律地位相差无几，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模糊不清。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完全不同，由于鉴定主体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准司法职能，因而，担任鉴定主体也要有严格的资格要求。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笼统地规定为“有专门知识”。所以，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一般较高。
司法鉴定主体的具体条件，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条件、实践能力条件、法律知识条件、职业道德条件等。
专业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对其所从事的司法鉴定领域的专门知识有过系统的学习，掌握了比较深厚的基础理论和熟练的运用技术，具备一定的学历条件。
实践能力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有一定年限的从事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践经验，经过考核办案的数量和质量达到规定的要求，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际问题。
法律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备与司法鉴定工作和诉讼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刑法学、侦查学等。
职业道德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符合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徇私情，不谋私利。
我国现行的鉴定主体资格规定存在的问题
我国各个部门的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对鉴定主体资格的确定都是按照自己部门相应的法规文件进行，使各个部门的鉴定主体的水平参差不齐。
司法部授权各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各自进行自己的司法鉴定资格考试，四川省按名额淘汰了三分之一，按这个比例划定分数线。总共是四门考试：司法鉴定导论、司法鉴定法律知识、四川省司法鉴定条例、司法鉴定基本知识。这样的考试不能考出真实的专业知识和水平，任何在相应鉴定部门的人通过短时间的学习和背诵都能通过。
改革和完善之我见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以上认识，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建立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主体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主体严格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确认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
国际上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主要有两种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预先审定方式，即由有关机关预先确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单位，并登记造册。只有被列入名册的人员和单位才能受理司法鉴定。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法官临时审定方式，即当事人选聘的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格，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临时确认。还有的国家是兼取两种做法，既由国家明确规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机构，又允许民间专业机构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应采取预先审定的方式。凡是专职司法鉴定机构都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审核确认、登记造册。其他可以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及其鉴定人员的司法鉴定资格也应由司法行政机关预先统一审定，并登记造册。对诉讼中涉及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专门性问题，均只能由预先审定注册的法定机构及其法定人员进行鉴定。但是，对某些不常见的专门性问题存在无鉴定能力的情况是难免的。对这类问题不得不由非法定机构、非法定人员进行鉴定，这种情况下，建议其鉴定资格由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专家委员会（或由省、部级司法鉴定委员会）安预定程序临时审定。
参考书目：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
王彦吉、杨鸣主编，中外刑事警察教育训练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年版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版
朱青春、谢集中，规范痕迹鉴定技术思考，载张书杰主编《21世纪中国痕检技术》，群众出版社，20版
公安部政治部编，刑事证据学，警官教育出版社，版
何家宏主编，司法鉴定导论，法律出版社，年版
何家宏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版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 菲
我国律师业经过曲折的发展，现已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起步阶段。律师事务所作为自收自支的市场主体，必须具备适应市场、驾驭市场的能力。因此，律师业需要营销战略理论的指导。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理论仍属空白。然而，律师业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水平的高低。发展我国的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理论，不仅可以完善我国服务营销理论体系，更可以指导律师事务所的营销实践，提高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水平，从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一、服务经济时代需要律师业的发展，律师作为自收自支的中介组织，营销战略应包括：战略目标、市场细分战略、营销组合战略、企业文化战略、品牌战略。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服务经济已经踏着现代的节奏向我们飞奔而来。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差别越来越小的市场条件下，服务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主要因素。服务业的空前发展从整体趋势角度推动了律师业的发展。同时，由于服务发展具有“高速性，社会分工的复杂性，社会主体利益与规则的冲突造成的主体离心性”等特征，使得服务需要有一套灵活的规范体系。而法律服务本身具有的创造规则、维护规则的功能，更加剧了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
但是，我国律师业发展经历曲折。律师业在建国后恢复，但由于“左倾”思潮，自1957年起，耽误了。1980年我国律师制度恢复；1993年律师业真正成为社会化、职业化的行业；1993年至今飞速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使我国律师业开始走向成熟的市场化。这意味着我国律师事务所对管理及营销理论的研究必须起步，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研究必须进行。
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是律师事务所整体战略下的职能战略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结合律师行业的特点，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应包括：战略目标、市场细分战略、营销组合战略、企业文化战略、品牌战略。
二、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采取科学的制定程序与实施管理程序。
研究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问题，就必须研究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制定与控制。律师事务所在制定营销战略时应遵循五个步骤：1、评析战略环境；2、确定营销目标；3、战略的评估与选择；4、实施选定的战略；5、进行战略调整。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对战略实施的控制应分为六步：1、决定必须评测的业绩；2、建立评测标准；3、测定实际业绩；4、将实测结果与标准比较；5、采取纠正措施；6、战略的重新制定。
三、任何战略都必须首先确定战略目标，这样才能保证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不会迷失方向。律师事务所应当以客户满意为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目标。
律师事务所的客户是指具有法律服务需求或具有法律服务消费潜力的人。客户在委托决策时，会受到动机、概念、学习、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客户决策的过程可分为认识问题、搜集信息、评估信息、决策与委托后的评估五个步骤。
客户在委托律师时会对法律服务的质量产生预期，客户预期与客户实际感受到的服务质量的差额就是客户满意度。如果客户感受到的服务大于预期，则客户满意；如果客户感受的服务等于预期，则客户不感到满意也不感到不满意；如果客户感受的服务小于预期，客户感到不满意。客户的满意度可以用客户重复委托率、委托百分比、委托决策时间、对价格的敏感度、对竞争对手的态度来衡量。律师事务所可通过建立投诉与建议制度、进行客户调查、追踪流失客户的方式评测客户满意度。由于客户满意是律师事务所提高美誉度、提高客户忠诚度、保障律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客户满意是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目标。
四、律师市场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必须根据这一特性对市场进行分析，进行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并结合律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采取定位战略。这是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基础。
研究律师事务所的营销战略，首先必须了解律师市场。律师市场细分中的市场是指由具有委托律师需求的人员、组织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人员必须有委托律师的意愿、委托律师的能力及权利。
律师市场细分是指律师事务所依据客户明显的不同需求特征将全体客户划分为若干个子客户群体的过程。律师市场细分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客户特征细分，包括依据人口统计学与社会经济学指标细分、地理细分、心理学细分。二是依据客户对服务的’反应细分，包括依据客户的利益细分、委托方式细分、忠诚度细分等。
在市场细分后，要对目标市场进行选择。目标市场应该是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有一定的购买力，未被竞争对手完全控制，本事务所可以控制的细分市场。确定目标市场后，应依据事务所自身的实际，选择实行无差异营销、差异营销与集中营销战略。
此外，律师事务所还必须对自己的服务进行设计，从而确定律师事务所以及服务、服务组合在客户心目中的地位。这就是定位。律师事务所可以选择在组织机构定位、服务组合定位、单一服务定位三个层次上进行定位。定位应当遵循受众导向、差别化、个性化、动态调整四大原则，并且按照决定定位层次、确定定位特性、将特性置于定位图中分析、进行定位选择、重新定位等步骤进行，最后，还要正确执行已确定的定位战略。
五、营销组合战略是许多营销要素运营战略的综合，它强调各要素之间的配合，包含了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方方面面。因此，营销组合战略是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核心。
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中最主要的部分要算营销组合战略。营销组合战略强调律师事务所各营销要素的作用，并强调这些要素的相互配合。
营销组合是一个传统的营销概念，由4P’S发展到7P’S。但是，由于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律师事务所的营销组合战略不能直接套用7P’S战略，而要根据律师市场的特点进行调整。律师事务所营销组合战略应当包括服务及服务组合战略、价格战略、人员战略、过程控制战略、有形展示战略与关系营销战略。
服务及服务组合战略包括服务开发战略与服务组合战略。服务开发要遵循构思、筛选、概念的发展与测试、商业分析、服务开发、正式上市五个阶段。服务组合战略包括单一服务战略与多服务组合战略。单一服务战略有利于树立事务所在某领域的品牌，但存在风险大的缺陷。多服务组合战略主要是解决产品线的确定问题，包括产品线的宽度、长度、深度以及发展方向。
定价战略主要研究律师事务所的价格构成。律师事务所的定价必须考虑律师行业对价格的限制，在此基础上，要在定价空间内确定价格。定价空间是指客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律师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之间的空间。在定价空间中，如律师事务所推出的新服务对于整个目标市场来说也是新服务，则可以采取撇脂战略，取得超额利润，迅速收回开发成本。如果律师事务所推出的新服务对于整个市场来说不是新服务，则可采取渗透定价战略，以低价争夺客户，渗透市场。
有形展示战略是律师事务所通过有形证据的使用，使客户对律师事务所的服务产生感性认识，从而促使客户决策。有形
展示可分为律师事务所有形展示、律师有形展示、服务有形展示三个层次进行。
人员战略主要解决人员的招聘与培训以及团队建设问题。人员招聘可以通过内部渠道或外部渠道，按照定义工作、工作质量与技能分析、确定工资、确定招募渠道、确定面试程序、面试并核实资料、确定聘用人员七大程序进行。培训内容主要应包括：事务所的基本情况与发展史、纪律与礼仪、业务技能三大方面。团队建设需要有明确的目标、有效的价值体系、荣誉体系以保证激励员工的热忱，形成团队。
服务过程控制战略主要是建立服务规范化，应包括：客户接触程序规范化、法律服务程序规范化、日常工作程序规范化、公共关系程序规范化四个方面。
关系营销战略主要是建立与客户的长期关系，奖励“回头客”，以实现品牌忠诚，扩大并保持市场份额。包括核心服务战略、服务专门化战略、服务提升战略、关系定价战略、内部营销战略。
律师事务所必须在合理建立并分别实施这些战略的基础上，注重各战略之间的协调，保障整个营销组合战略的成功。
六、企业文化是律师事务所的无形资产，它可以潜移默化的同化律师事务所成员，使他们凝聚在一起，将成员自我实现的满足与事务所战略目标的实现统一起来。从而在无形中约束事务所成员，保障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的实施。因此，文化营销战略是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实施的文化保障。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并得到全体成员信奉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传统风俗及礼仪等内容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具有人本性、综合性、时代性、无形性、个性化的特征。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融合功能与辐射功能等六大功能。
企业文化的塑造首先要分析事务所的历史与现状，并在分析的基础上调整规章制度、提高员工素质、强化员工主人意识、设计各种仪式及活动、树立英雄人物，形成律师事务所企业文化。
七、在律师事务所成功运用上述营销战略后，就可以将这些营销战略综合运用，达到事务所营销的高级层次―品牌营销。
品牌战略是营销战略的高级阶段，品牌战略就是通过对品牌这种独立资本与资源的运营实现营销战略目标。品牌战略具有全局性与综合性，系统性与开放性，资本积累性与效益裂变性，原理共同性与主体多元性四大特点。具有识别功能、控制市场功能、促销功能、增值功能四大功能。品牌形象应以恰当的定位来突出，并以广告、口碑以及媒体宣传等手段来表现，以整合营销来强化。通过品牌形象的树立可以创造品牌忠诚，并可以实行品牌延伸与品牌扩展战略。
八、由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下列结论：
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理论在我国仍属空白。但是，这一理论的发展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律师事务所营销战略应以客户满意为战略目标，以市场细分及定位战略为基础，营销组合战略为核心，企业文化战略为保障，最终综合运用，实现品牌战略。从而提高我国律师事务所驾驭市场的能力，提高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水平，最终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法院赔偿程序的简省法律论文网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作出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并由人民法院履行赔偿义务。人民法院赔偿在其程序的设置上，比其他的国家赔偿简省，操作更方便。
一、法律规定司法赔偿按其赔偿义务机关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民法院司法赔偿、人民检察院司法赔偿，以及公安机关的司法赔偿。
人民检察院司法赔偿和公安机关司法赔偿，都属刑事赔偿，适用司法赔偿中的一般程序。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第二十二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决定。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对人民法院赔偿作出特别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人民法院的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二、取消复议国家赔偿法对赔偿程序的规定明确，一般司法赔偿（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公安机关的刑事赔偿）的赔偿程序为：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复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不能越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程序，直接向复议机关提出复议，更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国家赔偿法对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刑事赔偿作出以上规定，只有在前一机关逾期不予作出决定或者赔偿请求人对前一机关决定不服时，才能向后一机关提出申请。一般司法赔偿的三个程序，一个都不能少，且先后顺序不能颠倒。
人民法院赔偿的程序中，赔偿请求人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义务机关人民法院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不服义务机关人民法院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依法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人民法院的司法赔偿，除须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外，其他的后续程序较为简略，没有复议程序，直接进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程序。人民法院的司法赔偿程序分为义务机关决定、赔偿委员会决定两个程序，相比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司法赔偿程序较为简单。
三、作出依据国家赔偿实践中，人民法院赔偿程序较为简单，给赔偿请求人申请人民法院赔偿带来了方便。国家赔偿法对法院赔偿减少一个办理程序，有其考虑。
人民法院赔偿减少了人民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刑事赔偿的复议程序。复议，是对争议的再一次审议。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刑事赔偿中，复议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请求给予赔偿，在其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不服的情况下，向其上一级机关请求作再一次审议，由上一级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赔偿请求人及赔偿义务机关之间的赔偿争议进行全面审查并作出决定。
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人民法院逾期不予决定或者对其决定不服，如果提出复议申请，其复议的受理机关必然是上一级人民法院，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人民法院之间的’赔偿争议作出再一次的审议。如果上一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作复议决定或者对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复议决定不服，按照司法赔偿的一般程序，应当向办理复议的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复议决定由上一级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委员会决定也由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为同一人民法院对同一争议事项作出两次审查决定。且赔偿委员会决定具有审判性质，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无审判性质，两个决定之间应有监督的性质，而实际不能实现。这些都是将人民法院赔偿程序减少，取消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直接进入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的原因。赔偿请求人对义务机关人民法院逾期不作决定或者对其决定不服，可以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决定，将司法赔偿案件直接提交审判程序，其设置是适当的，实践中是可行的。
公证价值论/冯兴吾法律论文网
公 证 价 值 论
冯兴吾 康峰
内容摘要：公证的价值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公证效益，这些价值是可以统一实现的。在公证实践中，应当坚持三种价值的有机统一，但三者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此时，应当坚持价值的衡平原则，最终确保公证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公证 价值 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 公证效益
价值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通常用以下涵义界定：价值是“值得希求的美好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价值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目标、爱好、希求、最终地位，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美于美好的和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想要’做什么的观念。价值是内在的主观的概念，它所提出的是道德的、伦理的、美学的和个人喜好的标准。”公证的价值是公证活动能够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的积极有益的功能和效用。
如何确定公证的价值，是当前公证理论乃至司法制度理论中引人注目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公证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调整我国的公证的定位，需要对公证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思考。
一、公证价值的理论基石
法的价值，就当代中国法学理论而言，是80年代从西方法学作品中引进的一个概念。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和约翰・得香德的《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认为：“作为法律的首要目的，恰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个基本的价值。”美国法学家拉斯威尔和麦克杜格尔首创一种政策法学，将权力、财富等价值作为法的目的，使人们尽可能广泛地分享价值。显然，他们是从“法律的目的”意义上使用“法律价值”概念的。
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制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法的价值就是评价准则。美国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一文中则使用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一词，从其探讨的内容来分析，意义近似于“法律价值”，但更偏重于揭示法律的客观属性和功能。
法律价值概念的多样性，主要是由这一概念内涵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产物。主体有人类整体、人类整体之下的群体以及人类个体三个层次；与之相适应，客体也包括与人类整体相对的外部世界（群体＋个体＋人以外的世界）、与人类群体相对的外部世界以及与人类个体相对的外部世界。构成价值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决定价值的生成，推动价值的变化，这是（哲学）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影响价值变化的主要有主体需要、客体属性及实践三个要素。价值观念冲突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类主体生存条件之差别和对立；直接根源则在于价值客体的差别和对立。本文认为，所谓公证的价值，是公证本身所固有的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属性，也是指公证基于其属性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理想状态，它体现了公证对价值主体的某种效用，也反映了公证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价值关系”。
由于从“公证价值属性”、“公证价值倾向”、“公证价值关系”等不同侧面揭示公证的价值概念，公证的价值概念内涵上可能有分歧。但本文认为，问题不在于仅仅统一“公证价值”的概念的内涵，而在于以法的价值理论为基础，探寻公证的价值。
二、公证的价值目标
公证的价值目标是国家与社会通过公证活动所追求的结果。价值的属性要求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而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具有多种性，因此，公证的价值目标也具有多元性。本文认为，公证的价值目标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公证法律正义，这是公证的外在价值，保证公证结果的正确性；二是体现公证程序公证，这是公证的内在价值，突出公证程序的公平性；三是注意公证效益，这是公证的功利价值，强调公证的社会性。
㈠、公证法律正义
正义，通常又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从实质意义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关于“永恒的公平”的唯心史观时指出，“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正义是司法制度，包括公证制度的永恒的追求。在公证领域，正义有二层涵义：一是实体正义，即公证结果的正义；二是程序正义，即公正过程的正义。正义对公证结果的要求就是公证处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独立办理公证事务，不受其他单位、个人的非法干涉。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论述了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之分以及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之分，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也是公证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公证制度建立的合理依据之一，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国家必须建立健全国家公证制度，公证是国家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公证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实体正义的实现，保证公证结论最大限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说，实体正义是启动公证程序的逻辑起点，又是公证运行的最终归宿。任何抛弃法律正义的价值目标，公证制度就丧失了存在的客观依据。
在公证过程中，为实现公证的正义，必须注意两个环节：一是发现真相，实现结果正义的关键是真实发现，只有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分清是非曲直，才能为最终正确适用法律奠定客观基础；二是正确适用法律，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在这两个环节，公证过程都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从程序到结果的逻辑关系分析，实体结果产生于公证程序，因此，没有公证程序正义也就不可能有公证实体正义。为保障公证实体正义，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的同时，也要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等规定履行职责。
其一，要实现法律正义，在公证工作中必须首先查清案件的事实，然后根据案件的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事实没有查清，甚至认定的事实有错误，法律正义就丧失了根基。由于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公证中查明案件事实的途径，只能是借助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证据来认定，要全面审查案件，正确地判断、运用证据。
其二，要实现法律正义，公证人员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等相关法律。公证机关是国
家的证明机关，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如证明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合同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公证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赋予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㈡、公证程序公正
法律正义即实体正义是公证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在公证过程中如果缺乏公正的程序，实体正义将难以实现。程序公正是公证制度的又一价值目标，具有独立于结果公正的正义标准。西方的法律格言曾指出：“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里的“正义”是指法律正义即实体正义，“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指程序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公正是公证制度的永恒标志和基本价值。实践已经证明，一些公证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使其在公证过程中忽视程序，导致结果难免出现随意性、片面性等弊端，损害了公证机关的公信力。程序公正不仅有利于实现法律正义，而且可以增强人们对公证结果的认同和信任，还可以为社会提供积极的导向作用，强化社会公众的守法意识，从公正的程序中汲取公正的观念，获得公正的力量。为实现程序公正的要求，公证制度应具有下列属性：一是公证程序的科学性；二是公证程序的公开性；三是公证当事人的参与性；四是公证结果的制约性等。
其一，要在公证过程中实现程序正义，就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证程序。在公证过程中，公证人员应当公正地对待当事人，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并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如当事人认为公证人员是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与该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与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正确办证的，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不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就是程序上不公正，就难以保证公证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其二，要重视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不仅是证据的基本特征，也是公证程序的具体要求。如公证人员应当通过询问证人、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现场勘验、进行鉴定等方式，认真收集证据。公证人员外出调查，除调取书证外，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进行，特殊情况只能一名公证人员进行调查的，应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其三，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程序是国家权力的规制以及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公证也必须以程序合法为前提，而违反法定程序往往是以牺牲当事人权利为代价。《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开奖公证细则》等对公证的程序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指导下，有的公证人员在办理遗嘱公证中，只有一名公证人员在场；有的虽然有两名公证人员在场，但均没有公证员资格；有的对年老体弱、病危、盲聋人没有进行录音或录像等等，这些做法都是错误有害的。只有严格程序，才能树立和维护公证的公正形象，维护公证的权威。
其四，公证的结果有制约性表现为公证书的效力。公证书的效力又称公证的效力，是指公证证明的适用范围和对人的约束力。我国公证书具有三种效力，即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法律要件效力。证据效力是指公证书是一种可靠的依据，具有特殊的证明力，可供接受者直接采用，而无需复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强制执行效力是指经过公证证明的追偿债款或物品，有价债券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持该公证文书和执行证书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第10款规定：“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认为无疑义的，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1款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公证的法律要件效力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公证证明成为某些法律行为成立的必要条件时，对当事人产生的约束力。即不申办公证就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0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即立遗嘱人撤销、变更公证遗嘱必须采用公证方式。
㈢、公证效益
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罗伯特・波斯纳认为，经济学是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的有力工具，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效益是公认的法律价值，表明一种行动比另一种行动更有效，当然也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公证在运作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公证资源。为了提高公证活动的效益，就应当将减少公证资源的耗费作为公证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在设计和评价公证程序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标准考量。
公证效益作为公证的价值目标，是公证的法律正义和公证的程序公正的逻辑结果。公证效益是公证活动在实现法律正义、程序公正所达到的综合效果，是由法律正义、程序公正滋生的价值目标，包括公证效率、公证效果二个方面，是效率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公证资源自身配置和其他社会资源配置的统一。公证效率指资源投入与所办案件数量、质量的关系；公证效果则包括当事人的态度，社会公众的态度，公证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评价公证效益的高低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公证周期的长短；二是公证程序的繁简；三是公证成本与公证案件之数量、质量的比例；四是当事人对公证活动的满意程度；五是公证结果被采信的情况；六是公证工作在社会舆论中的公信力；七是公证结果被社会公众的认知程度等。公证机关为使公证活动获得最大的公证效益，应注意以下主要问题：
其一，重视公证的及时性，缩短办证的周期及时公证。缩短办证周期，不仅有利于节约国家资源，也有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国家的利益分析，及时公证可以节约公证资源，还有利维护社会秩序。因为，法律正义在越短的时间里实现，社会效果就越好，但是，公证的及时性，也不能说公证用的时间越少越好。为了体现公证程序的要求，在公证期间，不能片面追求公证效率而忽视法定程序，更不能无视当事人的权利而盲目抢时间。如果损害了程序公正，及时公证则无价值，因此，公证的迟延或过快都会损害公证法律公正。只有在维护公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尽快地公证，才符合公证效益的价值追求。
其二，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公证效率。从经济学分析，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以最少的成本谋求最大的利益。微观经济理论的建立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作为前提的。这里的合乎理性的“经济人”是被规定为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人的抽象。“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已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节省公证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提高公证效益是公证机关的必然选择。公证机关要充分发挥公证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公证效率的措施。减少中间环节，节约公证成本，争取多办证、办好证。具体地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实
行主办公证员制；二是实现公证服务承诺制，实行限时服务，对证件齐全、真实、合法的一般公证事项，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出证。特殊急用，当天出证；重大疑难的公证事项，应在一个月内出证。实行便民服务，对老弱病残等行动困难者申办公证或法人申办批量公证的，实行预约上门服务；三是采用各种手段改善公证工作方法，在保证公证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公证效率。
三、公证的价值冲突
公证的价值目标是协调统一的。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一，公证法律正义是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的出发点和归宿。舍弃了公证的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便丧失了基本内核；其二，公证程序公正是公证法律正义、公证效益的前提和保障。无视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法律正义，公证效益就失去了方向。其三，公证效益是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的要求和结果。没有了公证效益，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便失去了作用。但是，由于公证案件的复杂性程度加深，公证人员的认识能力有限，加之公证法律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加重，公证的各项价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㈠、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的冲突
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的冲突是某种情况下二种价值的对立。如果为了获取案件的真相，一切公证程序都可以忽略不计，调查，回避等没有规定，那么公证程序则毫无价值。如果重视公证程序公正，就有可能影响法律正义的客观，坚持个案的公证程序公正，就会牺牲个案的公证法律正义。
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的冲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证实体正义的完全实现是以牺牲公证程序公正为代价。实体正义的观念要求，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获取的证据材料只要是真实的，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什么渠道，即便是严重违反公证程序非法获得的，也应在公证过程中采用。牺牲公证程序公正获得的证据可能有助于实现公证实体正义，但必然以损害公证程序公正的尊严、牺牲公证程序公正为代价。
其二，公证程序公正会降低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度。公证程序公正观念要求，坚持公证程序优先甚至至上，强调公证程序的独立价值。公证程序对于公证实体不具有服从性，而具有独立性，公证实体正义在公证程序公正面前必须作出让步。坚持公证程序主义，要求宣布违反公证程序的行为无效，非法获取的证据被剔除，其结果必然阻碍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从而降低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度。
㈡、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之间的冲突
公证法律正义的要求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规章，独立办理公证事务，不办错、假证；而公证效益则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以较小的公证成本，终结公证程序，取得最大的公证效果。如果追求实现公证法律正义，可能需要无限期地收集证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彻底实现公证法律正义，必然对每一个案件、每一个案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最终导致公证效率低下，公证成本剧增，难以取得公证效益。如果仅注重公证效益，节约了公证资源，可能会在某个案件某个环节未查明案件真相前便终止了案件，导致公证法律正义无法实现。
公证实体正义和公证效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公证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对公证实体正义的追求，公证需要国家投入司法资源，而国家的司法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受制于有限的公证资源，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并不是绝对的。如全国现有公证处3150家，其中1365家正改为事业体制，38家进行了合作制试点，全国有2700多家公证处设在县（市、区）。
其二，基于公证效益的考虑，公证实体正义的实现应当是有限的。因为对有些案件的公证，是符合公证实体正义的理念，但可能是违反公证效益的，是不经济的。
㈢、公证程序公正与公证效益的冲突
公证程序公正的本质要求是当事人的权力限制公证机关的权力，从而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合法权益；而公证效益一方面要求提高公证效率，节约资源。另一方面则要求通过公证活动，教育公民遵守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提供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在公证活动中，二者时有冲突。如果强调公证效益，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办理公证，就会使公证程序难以实现。若减少公证程序，虽有利节约资源，追求公证效益，却可能损害公证程序公正。
公证程序公正与公证效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公证程序公正性的增强必然导致公证资源耗费的增加，从而降低公证的经济效益。公证程序公正强调程序的独立性、不依附性，从而导致对公证程序公正追求中公证效率的降低。公证程序公正性的逐渐增强意味着公证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其结果只能是损害公证效益。
其二，对公证效益的过分追求，往往会使公证程序公正无法实现。过分追求公证效益，必然视一切公证程序为不经济，为此，可能会放弃公证程序公正，使公证程序公正无法实现。
四、公证价值的衡平原则
公证具有法律正义、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效益多重价值目标。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公证价值的目标体系。从公证理论上分析，三者是能够统一的，但从公证实践中分析，三者却又是难以统一。针对公证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必须建立一种合理考虑公众和个人利益的监督和平衡制度。”公证价值的衡平原则具体表现为：一是兼顾原则；二是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是坚持正义优先原则；三是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发生冲突时，应坚持公证程序优先原则。
㈠、兼顾原则
兼顾原则是公证的三项价值目标兼容的原则，确保公证过程中既要追求公证法律正义，又要体现公证程序公正，还要考虑公证效益，三者相互依存，每一价值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公证程序公正是公证法律正义的保障，公证法律正义是公证效益的核心，公证效益会促进公证法律正义、公证程序的实现。如使得公证人员能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资源解决疑难案件、复杂案件的公证法律正义和公证程序公正的问题。应该说，上门服务、限时服务，只是为了公证的实体公正和公证效益最大实现，并非意味公证实体公正与公证效益的剥离。
㈡、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发生冲突时，坚持正义优先原则
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将公证法律正义作为优先选择和实现的价值，只有在公证法律正义实现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提高公证效益。对公证效益价值的追求，不能妨碍公证法律正义的价值的实现。牺牲公证法律正义而片面追求公证效益，是本未倒置的做法，不能为提高公证效益而牺牲公证法律正义的实现，必须坚持公证法律正义为前提。
㈢、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发生冲突时，坚持公证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公证程序公正是公证法律正义的保障，缺少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法律正义就不可能得以正确实现。公证程序公正是公证法律正义的源头，没有公证过程，则不会有公证结果，公证法律正义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从程序和公正的辩证关系分析，程序公正应当是优先的。在公证法律正义与公证程序公正发生冲突时，应坚持公证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公证程序公正具有普遍的价值。公证程序公正与公证法律正义的冲突，实际上是一般程序与个案真实之间的矛盾。如在遗嘱公证过程中，虽然发现了一个可以证明真实的违法证据材料，但是，能否采用，就存在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在这里，公证程序是普遍适用的，而该案中的真实是个别的，采用这个可以证明真实的违法证据或许可以客观反映个案的真实，但损害的却是公证程序整体的价值。如果仅仅为追求个案的真实而损害公证程序公正，那么公证程序公正也终将不复存在。因此，公证法律正义的实现不能牺牲公证程序公正，公证法律正义的实现是有前提的，即坚持公证程序公正为优先原则。
五、公证的价值实现
㈠、公证的价值实现含义
公证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公证的价值目标的现实化，是公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公证效益的现实化，是价值选择、价值评价等的过程与结果的总称，是公证价值活动的目的得以现实化的过程与结果。公证价值的实现也是公证的价值主体作用于公证法律的价值客体，而使作为客体的公证的潜在价值、内在价值转化为公证的现实价值和外在价值。公证价值的实现，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公证观念中的价值实现；二是公证制度中的价值实现；三是公证评价中的价值实现。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的价值实现都是公证的价值实现。
㈡、公证价值的实现障碍
1、法律制度设置的障碍
在法律制度的设置上，公证价值是难以协调和体现的。在立法中，立法者的许多争议，某种程度都是公证价值的争议，一方面，各方利益要求追求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各方价值观念冲突、协调、再冲突、再协调的过程。因此，在法律制度设置上就有了法律制度内容上的冲突、法律制度表述上的冲突等。
2、社会民众对公证价值偏执的障碍
社会民众对公证价值理解，是十分重要的，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公证申诉、复议、起诉的案件是由于社会民众对于公证价值的理解所致。如有的当事人竟要求出具解除父子关系公证书，有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条件的收养人要求公证机构办理收养登记、公证，有的则对公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公证书盲目提出申诉，甚至复议、诉讼。
3、公证人员对公证价值理解的障碍
公证人员对公证价值的理解经常会发现，尤其在公证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某地关于“处女膜公证”就是对公证价值的曲解，极其典型，而且这一曲解现在还相当普遍，并直接导致了一系列错证、假证的发生，并且错证、假证正在或者可能继续发生。
4、价值多元对公证价值实现的障碍
面对价值多元，有的人希望一元，实际上真正的一元是没有的。价值的多元化表现在职业化的多元化，文化上的多元化、思想上的多元化、性别和年龄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价值多元就有可能导致错证、假证。
㈢、公证的价值实现条件
1、公证价值必须在法律制度中明确
将公证价值准确、明白无误地体现在法律制度之中，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然而，公证价值设定在立法中不尽人意，其结果是不利于公证价值的实现。如在我国立法中，许多立法者都不是专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行业或部门归属。虽然这次全国人大常委吸收了一批年轻、专职常委，但与全部常委的比例还很小；另一方面，我国部门立法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如我国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时，关于“建立收养关系是否必须办理公证”就有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收养关系是一种变更人身权利义务关系的比较重大的民事行为，收养关系的设立应有一定的法律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公证；第二种意见认为，收养是民事行为，不要行政干预；第三种意见认为，收养有不同种情况，应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是收养弃婴和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可以不办公证；涉外收养则必须办理登记和公证；凡因生父母生活困难，而收养的，随其意愿。这些争议的背后其实是立法者对公证法律的正义、秩序、效益等价值地位与关系的不同认识。这就要求立法者尽量摆脱其行业、部门的桎梏，使公证法律的价值确定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不是某个部门或者更为危险的个人意志的反映。我国祈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更应当是民意的体现，受到民主的制约，体现民众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
2、社会民众具有普遍的公证价值认同
公证的价值认同是人们对于公证价值准则、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赞同、遵守、认可等，公证价值认同与一般的价值认同一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有了公证价值的认同，才能有共同的公证价值的赞同、遵守、认可，才会转化为人们对公证法律的赞同、遵守、认可。在公证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公证法律才能得到人们的赞同、遵守、认可。
3、公证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公证价值修养
公证人员对公证的效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柏拉图指出：“每个人都清楚，立法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公证人员是否具有一定的公证的价值修养，与具有公证的价值修养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公证的价值实现，其理由有以下：
其一、公证价值深藏于公证法律制度与规范之中。
在总体上法都包含正义的价值追求，公证也不例外，但并不是所有公证法律都把正义、秩序、效益写在纸上，它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定来实现。没有良好的公证价值修养就无法认清公证制度及其规范的价值追求。
其二、公证价值之间有冲突。
由于公证法律价值目标之间存在公正和程序、公正与效益、程序与效益的冲突，如果没有良好的公证法律价值修养，要正确认识这些冲突，并且解决这些冲突，是难以想象的。
其三、公证人员所要处理的公证事项是复杂。
一个公证事项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是纷敏繁复杂的，如何运用公证法律来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就是公证法律的价值运用问题。公证人员在公证价值上的认识影响公证法律的适用结果，都有可能离追求公证法律价值目标越来越远。
4、公证人员能正确作出公证的价值选择
公证人员在办理公证案件时，可能面对多个可以选择的价值目标，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素质较差的公证人员作出价值选择，就会不知所措或者漏洞百出。因此，必须加强公证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努力提高公证人员素质。一要继续开展诚信为民教育、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努力建设一支“坚定信念、精通业务、维护公正、恪守诚信”的公证队伍；二要公证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和完善公证员考核、任命制度，吸收一批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和其他高素质的人才从事公证工作；三是加强对公证人员的业务培训；四是完善公证执业、奖惩机制，认真落实《公证员执业道德基本准则》和《公证员惩戒规则》。
安徽省宣城市公证处
电话：0563－3021349
邮编：24
电子信箱：notary1964@ hotmail. com
主要参考资料：
1、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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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绍舜：《略论价值生成和发展规律：兼论创建人类共同价值观体系的途径》、《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第3期（总第111期）
4、李龙 周志刚：《良法价值构造论》、《南都学坛》（南阳），年第3期
陈忠林
司法鉴定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的司法鉴定技术人员依法在诉讼中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分析后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其对案件及时、公正的解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鉴定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林立，形成各成体系的鉴定机构，这些鉴定机构互不隶属，对同一现象有时作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司法鉴定结论，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公信力。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其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司法鉴定的标准不统一、鉴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先进设备投入少、科技含量不高。
其次，司法鉴定机构混乱，导致多次重复鉴定，久拖不决，增加了诉讼成本。
第三，现行立法滞后，有些规定不合理。
如：刑诉法第120条对于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实践中操作不统一。
鉴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揭露和打击犯罪、化解各类民事纠纷，对于法律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鉴定体制的无序化，直接影响着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有必要加以改革和完善。依据我国鉴定体制的现状及经济发展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与完善。
一、确立刑事鉴定与诉讼民事鉴定分开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与国际接轨，社会矛盾趋向多元化，而刑事犯罪也越来越趋向智能化，对刑事侦破而言，犯罪现场遗留物分析也将微量化和精细化，血样的采集、DNA化验以及测谎仪分析等。国家为加大对刑事犯罪打击的办度及侦破案件的有效性，改变目前司法鉴定效能较低的局面，可将司法鉴定机构分为刑事鉴定与民事鉴定两个部分。当然，这种分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对于刑事鉴定部分，政府有必要加大科技的投入，更名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将现行的公检法司的司法鉴定机构重组，其人员择优选用到中心去，规定一定的淘汰比例。其主要受理涉及刑事及行政的鉴定，公安部门保留少量法医类科学技术人员，起辅助警官分析及处理相关技术服务。
对于民事鉴定部分，可更名为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其人员均来自医院，大专院校原来从事司法鉴定的`人员，此类人员均为兼职，亦择优选聘，并建立相关的个人档案资料，以备查询。这有利于改变鉴定行政垄断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医疗事故鉴定，其成员及有关鉴定结论公信力不高，所引发一系列矛盾）。使司法鉴定脱离利益及行政干扰，形成公正的司法鉴定，也使各类技术术业有专攻，提高司法鉴定水平。
二、建立二次鉴定终结制度与鉴定人员有限出庭制。
1、为防止鉴定次数的无限性，影响诉讼的效率，有必要建立二次鉴定终结制度。将目前县（区）级的司法鉴定结构撤并，在地（市）级设立唯一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省级、国家级也择优选择，重组合并公检法司的法医，成立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侧重于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
对于民事鉴定机构，地（市）级以上，各地可以筹建两个左右的科学技术鉴定中心，人员来自医院、相关院校的原从事司法鉴定的人，择优选择一部分，并根据特长，限定其从事鉴定的范围。同时，对于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加以明文规定：一般在1个月内作出，特殊情况（如重大疑难的）可以延期。
首次鉴定地点，应选择在诉讼所在地或案发所在地的鉴定机构。对于第一次鉴定结论不服的，双方可以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协商一致的好办理，对于不一致的，法官应匿名送评鉴定，隐去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地址、发生的具体地点，作点技术处理。由法官选定一名鉴定人，双方当事人各选择同样多的鉴定人员，由其共同出具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在鉴定报告上签名确认。经当事人申请后，同时要求鉴定意见，仅是鉴定人员的倾向性意见，而不是结论，名称应改为鉴定意见书，并作说明，分析其理由。对于鉴定有不同意见的人也要写明理由，加以阐述。法院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亦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作为陪审员，以便加强合议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认识，以求更加公正、高效率地审理各类涉及司法鉴定的案件。
2、法官主持双方在庭前对鉴定意见书进行听证，听取双方的意见，若没有分歧，或虽有异议，但异议明显不成立的，法官可以不通知鉴定人出庭，若双方异议较大，疑团重重，法官应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并告知主要的分歧点，以接受质询，看是否经得起推敲。这样有利于节约成本。法官依据庭审质证的情况及相关案情作具体分析，决定是否采纳该鉴定意见书。对接到通知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到庭的鉴定人，且有明显不妥之处的，法官可以不采信该鉴定意见书，并发出司法建议书，进行必要的淘汰。
三、鉴定人的任职资格及人员管理
目前鉴定人员的身份，并未采取准入制，有必要通过一定标准的考核，择优选用一部分，保留一定的空缺，以招聘社会上优秀人才进入。并为这些鉴定人员建立档案资料，包括各人简介、每个人鉴定的科目、以及鉴定的个例、选择鉴定的次数，随着网络发展，亦可上网公布。
现在争议颇大的是鉴定机构为谁统管，笔者以为，鉴定人员选任应该是政治素质高、专业水平强、自律性高的一个群体。而一个机构隶属于某一行政机构，又会形成垄断，且有弊端。该机构仅需松散型管理，基于此认识，可将刑事鉴定组织隶属于财政部，这样有资金保障，不致于为利益所驱动。其人员的淘汰，有渎职行为或过错等情况致鉴定意见偏颇，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委托申请的法院、检察院发出司法建议书，对该鉴定人员进行淘汰。民事鉴定出现上述情况的，在其个人档案注明，自然淘汰。对于因过错而造成迟延鉴定的，补偿迟延期间的损失。
四、加强对鉴定人员的人身安全、经济保障制度。
司法鉴定结论，也仅仅是一种证据，可能会对一方不利，造成败诉的结果，而鉴定人员有时须出庭阐明所采用的方法、依据材料及观点，进行作证。此时，应加大对鉴定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力度，对于有打击报复鉴定人或严重影响其工作、生活秩序的，应给予相应制裁，在诉讼阶段由法院处理；诉讼结束后，由公安机关及时作出，以维护其人身不受侵犯。对于出庭的人员，应有补偿鉴定人的出庭专门经费，由人民法院专款支付这笔费用。
总之，通过改革鉴定体制，形成鉴定有序化，完善法官对司法鉴定结论的采信方法，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忠林（37213928@peoplemail.com .cn）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 郝 亚 东
摘要：中国法医学鉴定体制重建于1980年，经过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该体制已不符合现代中国法制的需要，本文论述了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 并提出建立新型体制模式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法医鉴定体制 法医鉴定结论
法医学鉴定是依据法医学专门知识，对与尸体、活体以及与人体上的各种物质有关的问题进行医学分析、鉴别和判断，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等结论性意见， 它在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案件性质的重要根据， 同时又是鉴别案内其他证据是否真实的重要手段， 在某些案件中，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材料， 有着举重轻重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不够完善，在鉴定的复核程序等许多方面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使得法医鉴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 不同鉴定人往往会在同一问题上提出针锋相对的鉴定意见， 这样在诉讼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最应具有科学性的证据材料， 经常会成为当事人提出质疑最多的证据材料。
法医学鉴定结论是通过采用一系列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进行严密的科学活动的结果，具有科学性， 同时它又是一种法定证据材料， 这种证据材料只有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定性， 决定了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建立，必须满足其以上这两方面的要求， 即鉴定体制必须有助于达到鉴定结论的科学目标， 同时鉴定结论又必须接受法律程序的严格检验， 以确定其是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能否可被接纳为证据， 从而在案件审理中得以采用。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建立于1980年， 由于当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初创阶段， 因此未能就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组建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只是依据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原则，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内部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医鉴定机构， 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仅仅依据抽象的制约监督原则， 在实践中这种体制难以满足法医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同时由于当时我国法医学专门人才较少， 故这种体制也不能满足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要求，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医鉴定队伍日益壮大， 但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法医学鉴定队伍的人才优势无从发挥， 难以充分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律上的要求，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现行法医学鉴定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甚至已严重阻碍了司法工作和司法改革，简要概括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法院法医鉴定职能的存在难以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其法律上的要求。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应当始终保持完全中立的公正的立场， 在形式上不能受雇于当事人一方或另一方， 即原则上要求法院不能具有任何的偏向性，而法院法医则不同， 其在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时，依一定的标准的收取鉴定费用， 此时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 虽然法律对法医学鉴定的要求是其应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中立性， 但法医鉴定活动具有社会性质， 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法医学鉴定服务的实验性机构。单纯从形式而言， 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的， 它收取当事人的检验费用，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因此其具有偏向性， 这种偏向性与法律对鉴定活动的中立性要求是并存的，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通过鉴定人自身的主观意志来进行调和， 即鉴定人依靠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对科学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公正、中立的鉴定活动， 但这种在形式上的偏向性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法院法医与法院之间的特殊关系， 使得法院法医在诉讼中具有了双重身份， 他既是法院的下属机构，为法院提供法医学鉴定方面的咨询活动， 同时又为当事人所委托提供鉴定服务， 客观上为该方当事人的证人，法院法医在诉讼中的这种双重身份无疑将改变法院的根本性质，改变法院作为案件审判者应具有的中立、公正的性质。 法院指定当事人委托本院法医进行法医学鉴定的同时又就有关鉴定问题向本院法医咨询， 这种“自鉴自审”的方式难免使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受到怀疑。在司法实践中， 受案法院作为涉讼的法医的上级，不可能毫无偏私的审查鉴定结论， 特别是在有数份不同鉴定结论的情况下， 只要其中的鉴定结论之一出自本法院的法医之手， 受案法院就会偏袒自己的法医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其原因与法院法医与法院间的特殊关系是不可分的。 为维护本法院的权威性，本院法医的鉴定权威性及为了照顾自己(受案法官)与承办鉴定事务的法医本人间的同事关系，一些法官往往不经辩论和质证程序而直接采纳本法院法医的鉴定结论， 这种外在的偏私形式显然不符合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 而且由于其没有经过法庭辩论程序的严格考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目标也是同样难以得到实现的。
二、现行法律对法医学鉴定人的资格及权利义务等无明确规定，难以保证法医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对法医学鉴定人资格的审查确定， 应当有一定的标准， 而我国法医学鉴定制度并未对此做出相应的明确规定，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机构设置混乱， 各法医鉴定机构自定准入条件，各机构人员自由出入， 在个案审判时法官随意指定鉴定人，没有做到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化、行业化管理。
作为法医学鉴定主体的鉴定人， 主导着鉴定的整个过程， 其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着法医鉴定结论的质量。法医鉴定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较完善的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在具体的法医学鉴定活动中，鉴定人的指定、选择无明确的标准，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在组织鉴定时很难保证相当难度的鉴定由相应职级资格的人员进行， 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法医学鉴定的质量， 同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和诉讼当事人对鉴定人的资格、能力、业务水平等方面的监督无从实现，使诉讼过程“举证、质证、认证”时控辩双方及法官都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只有多次委托鉴定， 这无形中增加了国家和当事人人力、财力的浪费。
现在我国法医学鉴定人的来源主要是高等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这些人走出校门即来到单位从事法医鉴定工作，由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加之未建立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和完善的毕业后的继续教育、进修和培训制度，法医鉴定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无从保证，没有相应的错案医院制度，缺乏激励机制， 而法医学学科的发展更新速度又很快， 因此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知识结构先天不
足同时又老化很快， 常常不能适应鉴定工作的需要。 同时由于鉴定人的单纯医学学科出身导致其法学方面的知识严重不足， 而法医鉴定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为执行法律法规服务， 在鉴定时难以区分清楚每一鉴定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犯罪、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不能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必然常常会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性要求，造成鉴定的失误。
三、我国法医鉴定管理机制严重缺位，不能保证鉴定结论法律公正性和科学性目标的实现。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指导、管理法医鉴定工作的职能一直没有明确的归属， 由此导致法医学鉴定机构多系统多层次设置，管理隶属关系不顺， 目前实践中拥有法医鉴定权的机构主要有以下四类：
1.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各自设立的法医鉴定机构。
2.高等法学院校、高等医学院校及某些科研机构内部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3.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4.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①
以上法医鉴定机构彼此独立、自生自灭、各自为政、守门户的无序现象，既造成了主体的良萎不分， 参差不齐，又易引发法医鉴定市场的不正当、不公正竞争。 多统多层次并存、相互分割和封锁的法医学鉴定组织体系，使法医学鉴定活动在实际上处于失控无序的状态， 无法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一方面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只要有送鉴的， 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 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的管辖区域和是否有鉴定能力， 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 或者本应受理的鉴定业务随意拒绝受理造成当前法医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应法律规定， 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终局鉴定不明确， 导致鉴定结论相互矛盾冲突，必然使办案人员无所适从、难以采信， 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对案件的起诉， 审理和公正裁决产生负面效应。
建立新型法医学鉴定体制的构想
一、建立独立于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医机构是为国家利益提供法医学鉴定活动的机构， 为了平衡社会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护社会公众诉讼民主的需求， 有必要建立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在司法机关以外依法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主要应包括政法高等院校、医学高等院校、其他科研机构内部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以及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内设立的法医学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的存在能够使当事人具有选择鉴定机构或鉴定人的权利和灵活性， 从而降低了诉讼成本，保障了诉讼民主的实现。另外， 在司法机构以外设立的法医鉴定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内部的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参与法医鉴定工作， 能够满足法医学鉴定力量不足地区的实际需要， 填补其法医学鉴定科学的空白，同时亦有利于法医学学科的发展和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
司法机关以外法医学鉴定机构的存在， 使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呈现“多元化”结构， 这种“多元化”体制能够避免鉴定机构的行政化与官僚化， 使法医学鉴定工作能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在公平竞争中可能更好地提高法医学鉴定的总体水平， 从而使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目标得以实现。
二、取消法院内部的法医鉴定机构，保留公安、检察机关的法医组织。
法院内部存在法医鉴定机构违反了事物发展的普遍逻辑，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 不能确保实现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目标， 不能严格的使法医学鉴定结论接受诉讼程序的检验。 在我国审判模式改革后，法院已不再承担收集证据和举证的责任， 其所属的法医鉴定机构对于审判职能的实现已无多少实际意义，取消法院内部的法医部门， 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检验会比较独立的严格依诉讼程序办事， 对来自任何部门的鉴定结论会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不会因照顾亲疏关系而有损司法公正， 这样法医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要求将会得到最大满足。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医组织的保留有着其客观必然性。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是国家的代表，其活动宗旨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全体的利益， 在刑事诉讼中，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 即为侦破和打击犯罪而努力。公安、检察机关内部设立法医鉴定机构， 是为了寻求科学的证据以认定犯罪事实， 从而准确的打击犯罪，同时也是提高办案效率， 保守办案活动中秘密的需要。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的行使离不开专业鉴定人员的帮助， 尤其是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需要通过法医学鉴定活动服务的问题是大量的， 而且公安机关已建立起与这种需要相适应的力量雄厚的法医学鉴定队伍，取消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医机构， 势将严重影响其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检察机关法医鉴定机构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公安机关相互制衡的需要， 因为在我国公安机关是一个权力十分强大的独立系统， 必须由检察机关加以遏制，以免其权力过度膨胀， 如果在保留公安机关内部法医机构的同时撤销检察机关内部法医部门的设置， 则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制衡机制。
三、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医学鉴定工作的管理机构。
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医鉴定工作的管理机构、赋予其管理、指导、监督法医鉴定工作的职能， 在全国建立以司法行政系统为管理主体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从而实现法医鉴定管理的统一化和规范化。
首先， 要建立完善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程序， 使进入法医学鉴定队伍的人员在专业知识方面都必须具有精深的造诣， 从而保证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在近期内， 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组织资深法医鉴定专业权威人士建立相应考评组织，对现有法医鉴定人进行考试或考核， 以确定其是否具有继续持有法医学鉴定工作的资格， 远期则应由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每年一次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考试， 考试合格的人员在进行相应培训合格后，由司法行政机关颁发证书， 建立国家或地区法医鉴定人员名册，实行行业化管理， 鉴定人名册在每年必行的业务考核后予以更新并通过新闻媒介等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办案单位或诉讼当事人从中挑选和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其次，应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法医学鉴定应仿效司法机关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办错案要赔偿，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鉴定错误，也应当赔偿，追究法医学鉴定人的责任。错误鉴定带来的错捕、错诉、错判，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是不公正的，由公、检、法部门承担错案赔偿也是不合理的， 只有追究做出错误鉴定的鉴定人员的责任才是公正的， 由做出错误鉴定的单位或机构赔偿才是合理的。 案件当事人因错误鉴定遭受的损失，可以向鉴定机关申请要求赔偿， 鉴定机关拒不赔偿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 由于做出错误鉴定的后果将直接由鉴定人或鉴
定机构自己承担， 将会极大调动起法医鉴定人的责任感， 从而避免错误鉴定的产生。
第三，建立鉴定人出庭制度， 使法医学鉴定接受诉讼程序严格的检验。目前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极少， 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 法庭开庭时，可以通知鉴定人到庭作证， 在法庭上就鉴定的事宜做出相关说明并接受案件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证和法庭审判组织的认证。 这既能体现鉴定人对其鉴定结论的负责，也能够增强法医鉴定工作的透明度， 这样的法医学鉴定结论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查考验， 其科学性和法律上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保证。
四、对当事人的重新鉴定申请权的行使不应作出限制。
法医学鉴定结论的作为证据的一种， 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上一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的效力高于下一级鉴定机构出具结论的效力②，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从理论上说，法医学鉴定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真理， 不应该根据鉴定机构的级别高低来判断其质量， 实践中有的地方的确存在着哪个鉴定机构的级别高， 名气大就采用谁的倾向。在出现多种鉴定结论时， 法律对法院根据什么标准来采信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应如何对待呢？ 有人以平衡保护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为由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③，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个人认为，在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存在异议的情况下， 无论这种异议来自原告还是被告， 法官都应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审慎地进行判断。如果提出异议方虽发现鉴定结论有疑点，但却无充足理由予以证实， 那么法官可根据庭审情况接纳该鉴定结论为证据， 如果提出异议方发现并证实了鉴定结论存在合理的疑点， 那么该当事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新的鉴定结论作出后， 一方发现有新的疑点并可证实的，应允许其再次申请更新鉴定， 直至双方对鉴定结论均不能提出合理怀疑为止， 法官方可将其作出证据采用。
虽然这样的鉴定活动时间或许太长， 但我们应当考虑到诉讼的公正性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我们应该相信法医科学的力量，相信法医学专家的良知和智慧， 他们一定有能力使当事人免受讼累之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医学检验的范围和深度也越来越广泛和精确，将为侦查和审判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④。 那种以平衡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为借口限制当事人重新鉴定次数的做法， 无疑是对当事人诉讼民主权利的侵害。
参考文献
①《司法鉴定证出多门 规范运作刻不容缓》 《法制日报》.4.4 肖黎明
②《给鉴定结论开处方》 法医网 2001.2.16 杨进善
③《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 法医网 2001.4.5 瞿建林 郭志媛
④《法医学》 356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赵医隆主编
浅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吴旭萍法律论文网
浅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吴旭萍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院肩负着行使审判权的神圣使命。独立审判，又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份，而要实现独立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孙子兵法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的拨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经费相对有余，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基础设施建设，硬、软件建设相对也较先进。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得到的经费也相对不足，人员经费尚无法保证，更何况办案经费和建设资金？而经费缺乏，已成为困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个难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社会经济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各类案件剧增，法院的审判业务日趋繁重，现有的经费保障制度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强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经费保障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应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应当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其历史渊源和借鉴。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下称“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合之得以适当地履行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在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解释中，“向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包括根据承办案件数量任免足够人数的法官，为法院配备必要的支助人员和设备，以及向法官提供适当的人身安全、报酬和津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的司法经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体制。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有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司法权处处受制于行政权，导致司法不公，当遇到跨在区的纠纷时，只能维护本地区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纸空谈！只有在经费保障制度上能保证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干扰，法院才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地实现其司法职能。
三、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职能的实现，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不断增长，但地方政府安排给法院的经费增长率却不能与案件增长率成正比。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干警的住房、福利、办公用房紧张等问题，千方百计搞“创收”，或是向当事人、律师、企业单位拉赞助，或是私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等等。司法腐败，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敌人，成为最危险的社会公害。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司法腐败。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实行人、财、物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的客观需求，只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司法机关拥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四、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官们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们的社会地位，纠正少数干警的不正之风。在西方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公务员高，待遇与福利也比普通公务员优厚，一些国家甚至将法官的工资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而在我国，法官的工资结构与普通公务员相同，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它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可见我国对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视的，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着对别人财产的裁判权，甚至是对个别人的生杀大权，但同时法官也是一个人，他（她）们在人群中，一样需要生活，一样有种种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较高的待遇，所谓的“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等司法腐败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将会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执行这一条法律，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是无法落实。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保障法官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抵制司法腐败，将是一项积极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拨给的经费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办公现代化建设等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前文中已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单纯依赖于地方政府拨款的种种不妥，如果能够实行国家单列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计划，那样，在资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环节，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具体应当如何实行？纵观我国至今为止，对于法院经费最主要来源之一的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其管理办法几经变更，大体上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一概不上缴给其他部门，留作办案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财政对于法院需负担的经费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观调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诉讼费滥发奖金，提高福利标准，造成了不平衡现象，犯了错误；一种是按比例上缴，即基层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上缴地方财政和上级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院能够及时地得到办案经费，但是有
的法院为了多留经费，隐瞒诉讼费的真实收入，或是多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还有一种是目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由财政统筹后，再以“业务补助经费”拨给法院。财政在统筹时，将法院上缴的诉讼费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拨给基层法院，再将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统筹基金，分配给较不发达的基层法院，这样，在办案经费分配上，满足了发达地区法院的需求，又兼顾了不发达地区的法院。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监督部门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财政拨款是否及时，是否充足，会直接影响着法院的审判工作，使地方政府有条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干扰，影响了法院司法独立。因此，实行“收支两条线”，虽然在目前经济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对于把有限的资金统筹安排，改善法院的基础建设和硬、软件建设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不久后的将来，会成为司法改革进程的一种阻碍。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收支两条线”进一步进行完善，在“收支”的“支”上，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并立法给予保障，即将经费预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最高法院编制全国法院系统（包括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全年的开支预算，而这个收支预算，则建立在各个法院年初预算的基础上，由各个法院每年所需的建设资金、人员经费组成。这部分的开支预算，在年初由最高法院交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核，单列入国家预算，报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保证按预算拨款。另一部分由办案经费构成，由于办案经费是随案件的多少而增减变动，属于不可预计因素，因此这部分经费由各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逐月按需向同级财政提出，同级财政用法院上缴的诉讼费形成专项经费。专款专用，限时拨给法院使用。专款的年终结余用于统筹，保证下一年度的经费。这样，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个法院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经费得以充足的保障，又能体现其灵活性，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法院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法治”。
参考书目：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信春鹰、李林
《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与制度保障》 严军兴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 刘作翔、雷贵章
《人大法律评论》 2000年卷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收费考》 方流芳
《独立审判问题研究》 最高法院研究室 人民法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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