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性规制理论浅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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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性规制理论浅析论文

西方经济性规制理论浅析论文

规制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实现某种公共政策目标,对市场中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的一种制约与规范。经济性规制是针对特定产业,例如电信、电力、自来水等产业所进行的规制,由于很大一部分受规制的产业都和自然垄断有关,因此经济性规制主要是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其目的在于确保社会福利的实现及保证必需品的供应。

一、经济性规制的理论依据

自然垄断的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产业是指由于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的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持续下降的产业。这样,对自然垄断产业而言,产品全部由一家企业垄断生产,社会成本最小。换言之,在自然垄断产业内,市场竞争会导致低效率,损害公共利益和降低社会福利,由单一企业垄断生产则是一种稳定及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因此,政府需要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产业实施进入规制,即赋予特定企业垄断经营权,同时限制其他企业进入,来获得产业的规模经济性,避免产业由于过度竞争而使社会稀缺资源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对自然垄断产业实施规制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产业内存在的“边际定价矛盾”。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当价格P等于边际成本MC时,社会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由于自然垄断企业面对的是一条持续下降的平均成本曲线,因此必有边际成本MC小于平均成本AC。这样,倘若自然垄断企业按价格P等于边际成本MC的方式定价,虽然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会使企业蒙受亏损,这被称之为自然垄断产业的“边际定价矛盾”。这一矛盾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必须由政府出面对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进行规制。

二、经济性规制的主要内容

1.进入规制。进入规制是指在自然垄断产业中,政府规制机构通过只允许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同时限制新企业进入,来获得自然垄断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以避免因过度竞争而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进入规制的手段主要有:注册登记制度、审批或特许经营制度、申报制度。

2.数量及质量规制。数量规制是指在自然垄断产业中,政府规制机构为了防止价格波动、资源浪费以及有效供给不足,对企业的投资规模及产出水平进行的规制。质量规制是指政府规制机构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对自然垄断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进行的规制。质量规制的主要手段有:建立有关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和质量规范体系;建立有关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实施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防止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制止不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流通。

3.价格规制。价格规制是指在受规制的产业中,政府规制机构从资源有效配置以及产品或服务的公平供给出发,对产业的价格结构和价格水平进行的规制。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基础性作用,价格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和生产经营效率,而且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分配效率的实现,因此价格规制在各国政府的规制实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各国政府经济性规制的核心内容。

三、经济性规制中价格规制的主要模型

1.投资回报率价格规制模型。投资回报率价格规制模型是美国政府规制历史上对自然垄断产业价格水平进行规制的一种最常见的方式。如果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该模型的具体形式为:R(p?q)=C+S(RB),在上式中,R为企业的收入函数,它取决于产品的价格p和产量q,C为企业的经营成本,S和RB分别是政府规制机构确定的投资回报率及投资回报率基数。

由于自然垄断产业投资规模巨大,采用该模型可以刺激受规制企业积极投资从而增加有效供给。该模型的缺陷在于:第一,确定投资回报率基数的基础是企业的资本成本,会刺激企业通过过多地增加资本投入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生产成本上升,生产效率下降。第二,该模型采用的是成本加公平报酬率的定价方式,使企业几乎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也就不存在政府规制对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

2.最高限价规制模型。最高限价规制模型是一种主要规制企业价格变动的方式,模型形式为:RPI -X,其中RPI代表一般物价指数,即通货膨胀率;X是规制机构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效率的增长率。假如某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X确定为2%,那么受规制企业提价的最高幅度是3%。这样,如果企业本期的价格为Pt,则下期的价格Pt+1为 Pt+1=Pt?[1+(RPI-X)]。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刺激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因为,按照该模型,在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中,规制机构预先确定的X部分归消费者享有,超过X的部分则由企业保留。这样,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中超过X的部分越大,企业获取的利润就越高。同时由于企业的价格不能超过规制机构设定的最高限价,所以企业只有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由于政府规制机构的决策能力有限以及规制机构与受规制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该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主要困难是如何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X值及初始的价格水平P0。

关于西方组织理论演变的论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组织理论也在随之而改变,论文频道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为您提供一篇关于西方的组织理论演变过程的论文供您参考,内容如下: 论西方组织理论演变(1) 自泰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辟了组织理论以来,系统的组织理论经历了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进程。组织理论的演进与社会存在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也是辨证的否定过程。

古典组织理论的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取得一定的发展,对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这一时期,组织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派别:科学管理学派、行政管理学派、官僚体制学派。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主张实行职能管理制,不仅要单独设置职能管理机构,还要在职能管理机构内部的各项管理职能之间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分工,使所有的职能人员只承担1至2项管理职能;提出权利下放的例外原则,使上下级之间实行合理分工,上级把一般性的日常事物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只保留例外特殊管理事物的决策权和对下级工作的监督权。法约尔是行政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管理的五个基本的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并认为组织职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同时他又提出了直线—职能制的组织模式,设计了一种为解决上下级之间跨越统一的指挥链而进行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即“法约尔跳板”;他也概括了包括组织职能在内的14条一般管理原则。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认为组织治理机制有三种基础:其一是理性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对权力和法规的信念之上,并通过相应的规则来组织活动;其二是传统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古老传统和统治身份的神圣信念之上;其三是魅力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具体的、非同寻常的个人及其统治方式之上;同时韦伯用合理—合法的职权观念论证了官僚制存在的合理性,对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应该分为三层,顶端是主要负责人,主要职能是决策,中间层是一般管理人员,主要职能是执行主要负责人做出的决策,底部是业务人员,主要职能是从事具体的业务工作。韦伯论证了个人行为的合理性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形成了经典性的“官僚组织理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古利特和厄威克的组织理论是建立在泰罗和韦伯的组织理论基础之上。古利克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并认为组织的目标是协调,厄威克提出组织理论的八条原则。

他们的理论标志着“古典管理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古典组织理论构造了集权型层级制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表现形式适应了社会生产体制由作坊式小生产体制向工厂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体制的转化,促进了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组织结构理论用其科学和理性的准确性、严格性和普遍性来解释组织结构的变化原因,理论的重点放在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分析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组织理论也在随之而改变,论文频道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为您提供一篇关于西方的组织理论演变过程的论文供您参考,内容如下:

论西方组织理论演变(1) 自泰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辟了组织理论以来,系统的组织理论经历了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到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进程。组织理论的演进与社会存在和管理实践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其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也是辨证的否定过程。

西方乃至国际理论的论文

《文学理论前沿》登载的《“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一文认为至间,西方乃至国际理论界的三个理论巨人—爱德华赛义德、特里伊格尔顿、雅克德里达相继谢世,这标志着“后理论时代” (Post-theoretic Era)的到来;尤其是德里达的去世,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

所谓“后理论时代”,是说理论的盛期已经过去,本来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可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如今面对新的现实无法做出解释;相对如火如茶的文化实践,其理论界比较沉寂。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即“文化艺术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面对现实,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理论“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上,理论本身并没有消亡,只不过是其形式发生了变化。理论不再指向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而是指向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和视觉图像。

“图像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和理论功能的转变。可以说,在新的世纪,理论的活力仍没有丧失,它们和艺术研究并行不悖。这一转向是因为各种理论,如后殖民理论、后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后历史主义对新艺术类型和现象的失语症说明理论本身存在着问题,比如对“媒体艺术问题”的厘清。后现代主义的挪用、生产模式、仪式、语境等将理论陷入了一种“自恋”性的封闭怪圈。

20世纪,西方出版的当代艺术理论重要著作本身也暗合了20世纪图像转向的时代特征。如:迈克尔波德来尔《批评性艺术史家》,麦克尔巴德森德尔《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解释》,普莱茨奥斯《反思艺术史:关于一门羞怯学科的反思》,汉斯贝尔庭《艺术史的终结》,诺曼一布莱森《视觉与图画:注视的逻辑》、《词语与图像:法国王政时期的绘画》和《诗话:法国新艺术史论文集》,里斯和博泽罗《新艺术史》,米契尔《图像、形象、文本和意识形态》,哈斯克尔《赞助人和画家:巴洛克时代意大利艺术和社会关系研究》。波洛克《视觉与差异:女性、女性主义和艺术史》以及诺瑞斯《解构:理论和实践》等论著,将视觉图像作为焦点而不是艺术作品,这一主张为史学和艺术的释开辟了新的领域。

从形式,再到图像,将大众日常生活的信息与思想的关系推到前台。海德格尔曾担忧的世界被图像化了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他真正担心的是哲学思考是否还有必要。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前言中评论,“我们的时代”“重图像甚于事物,重复制品甚于原作,重表现甚于事实,重现象甚于存在”,他抱怨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威力无穷的图像左右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形式风格转换为图像,是历史的选择。

图像转向即思想介入图像的当下事实,是当代全球化社会重要特征之一。它源于我们身边悄然滋长并膨胀的视觉文化现象:绘画、摄影、电影、电视、广告、艺术设计、城市建设、自我形象设计、互联网络以及各种审美泛化现象。

“图像转向”是继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整体文化趋势的大骚动。曾经担任美国美学协会主席的阿莱斯·艾尔雅维茨援引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理论家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造型”理论阐明了图像的喻形性:他赋予视觉感受性以高于文字感受性的特权,赋予造型一种超越概念的特权,赋予感觉一种超越意义的特权,并赋予直接性一种超越更加中介的智力模式的特权。

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探讨了现代思想围绕视觉范式重新定向的社会根源,指出了图像控制威胁任何话语的可能性。尽管图像转向发生于“后现代”是个悖论;但是图像转向的幻想完全是由形象控制的一种文化幻想,现已存在全球规模的真正的技术可能性。图像转向被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的复杂互动。或许,多样的观览和各种的阅读同样深刻,丰富的视觉经验甚至不能完全用文本模式来解释。

20世纪70年代,“艺术史的终结”的惊呼,被看作是 “后理论时代”艺术史研究危机的先声。一些激进的学者认为,艺术史已经使学科的创始者一一莫雷利、李格尔、沃尔夫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思想退化到一种毫无创建性的职业常规,并滋养了一个个忙碌的学术机器。

传统艺术史的致命弱点是其深刻的矛盾性,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布克哈特认为:“我们并不企图建立理论体系,也不主张提出任何‘历史原则’。正相反,我们将仪仪专注于观察……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历史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与黑格尔坚持历史哲学的对立,表明布克哈特对艺术史的态度:理论不可能超越存在,而是一种惯例、欲望和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信念的结合。历史主义认为,“充分理解任何社会现象的本质并恰当评估其价值,是可以通过在发展的进程中考虑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占据的空间来达到的”。

对经验主义来说,艺术史的危机正来自于历史主义信念本身。艺术史的危机还在于研究模式的差异所产生的分歧。艺术史、博物馆、鉴赏学和艺术批评的实践活动正处于大范围的躁动之中,专业学者忙于为艺术贴标签,在标有形式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的旗帜下结成各自封闭的联盟。

20世纪80年代,艺术史的研究对象逐渐从“高雅艺术”扩展到“低俗艺术”;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从西方艺术为中心扩展到非西方艺术;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已有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而扩展到吸收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论体系一一这意味着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已经终结,一种“泛文化主义”的新艺术史正在形成;但这种“泛文化研究”加剧了艺术史研究的分歧。

其实,研究艺术的兴趣只限有闲阶级的一小部分人。有闲阶级的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阶级最有教养成员的趣味。这些人包括继承遗产的年轻人,还有艺术家、收藏家,有艺术品经纪人、博物馆馆员,有懂艺术的旅行家,还有对艺术品感兴趣的积极的商人和某些专家。尽管他们认为收藏艺术品是很高雅的活动,而绘画创作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

所谓“后理论时代”,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以怎样的策略来回应,是摆在艺术理论面前的问题。全球化现象,对于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艺术流派具有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同时也将形成一种世界范围的艺术思维,将有利于消除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所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

全球化现象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却为我们设置了双重矛盾:一是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即世界图像和中国图像的矛盾;一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的矛盾,即精英和百姓的差异。

前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要看中国图像何以作为?如果中国图像在世界艺术大潮中处于边缘化和被边缘化,就很难还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的本来面目。解决这个矛盾的条件是“去意识形态化”,否则“中国不高兴”,因为中国并不喜欢“政治波普”。

后一个矛盾关乎大众图像,图像用于媒体,实质上亦关乎媒体。在消除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的等级界限方面,中国积极推进艺术生产和学术研究的市场化,让大众图像在当今社会唱主角。

尽管作为图像基础的媒体是中性的,但中性的媒体不显文化渊源;而且世界媒体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的艺术景观。媒体的不对称性造成图像和信息文化的不对称性,然而这并非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技术壁垒。电脑软件“谷歌地球”与知识平台“维基百科”以超前的智慧赢得了新千年的首场胜利。自由电子出版与网络共享表明,如何在虚拟的数字技术空间环境中生存,我们几乎还未起步。

就数字技术领域的经典艺术为例,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西方资源都异常充沛,应有尽有;而中国经典艺术资源却极其贫乏。虽然我国的许多博物馆对民众免费开放了,但那几件宝物并不能完全展示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反而成为民族盲目自满的借口。很多老祖宗遗留给个别子嗣的专有家私,过去被后人供奉为当地的文化排位,而今又成为一些机构的营生衣钵……

我们有理由将我们民族的一切文化记忆都转化为数字电子化,这在技术和经济上绝不是问题。政府已经付诸巨大努力,使我国在广播、电视、通讯、网络方面建设了3G平台;同时,4G也在近期的规划之中;至今,中国的网络带宽覆盖率已成为世界的佼佼者,为我们准备将历史记忆电子化提供了物质保障。

不过,当前国人要警惕的是防止网络范围的图像泛滥。国际社会已经担心:“中国能避免视频泛滥吗?”当然,出于艺术研究的角度,即使我们不把相关的学术会议、学术出版排除在艺术理论研究之外,同样也不该将虚拟的网络系统仪当作技术平台。

媒体促使图像成为大众的消费“品”,并以图像符号的强大冲击力迅速地摧毁了一切文化体系的边缘,为多个领域里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美国当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文化正是消费自身的要素,没有任何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有如此充足的记号与影像。”而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通过分析“电视对象”如何成为消费社会的中心成员,证明后现代社会的图像消费的符码特性。媒体是一台巨大的模拟机器,大量生产图形、符号、代码,而这些反复出现并留存在人们脑海中的形象构成了超现实的独立领域,并最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一个电影演员可以逼真地模拟政治生活或一个骗子可以轻松地模拟电视表演的时代,“模拟”这一方式为激进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而“超现实”这一同时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畴的概念也是对媒介、控制论和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分析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

面对信息全球化这一浪潮,我们国人的应对策略应当是利用全球化形势的契机来大力推进中国图像国际化,在弘扬中国艺术其本质的前提下,使得中国艺术之精神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成为可能。

西方艺术理论被中国人拿来实践和中国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其本身并不能为中国图像位于世界文化主流提供终极支持。要使中国能够进入主流,当务之急是中国还需要为当代世界艺术知识图景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

是否存在普适的艺术史学和艺术理论?奥列格·格拉博试图通过建立“离心模式”回应上面的问题。“离心模式”的前提是需掌握有效的信息,艺术史家应该精通一些非艺术领域的相关知识,如语言学、建筑学以及版画技术,可能还有关于哲学的'话语;要在人类活动的各种知觉和符号结构等视觉经验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联系,以此暗示艺术史普遍原则的存在。因此,对艺术史的反思要求艺术史的研究者们提供和发展那些有助于称谓艺术的过去和今天的知识术语和感情上的选择。

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则将艺术史研究引向艺术史著述。他认为:“编写艺术史的方案总是靠不断把艺术形式提升到历史的单一主角的虚构而生存下来,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模式能够要求同样的理解。由于我们关于艺术作品的概念及其多种决定因素更加复杂,更多的困难变成一种综合的论述,一种叙述仍然能够将艺术引入一部‘世界艺术史’的关照中。”或许有一天,一种普遍的艺术史论将沿着自我分析的发展线索被构想出来。

奥列格·格拉博和汉斯,贝尔廷都看到了一个多重关系的艺术史研究模式。但是,他们所持有的研究模式的观念是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逻辑为前提条件,其理论模式的功能是为研究者提供释的依据,是为一种表面看上去显得很客观但事实上属于非常主观的活动服务的。其实,这些研究者们未能在理论研究上继续前行,而是又回到了原先的怀疑和否定的主观意识领域。

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跨越艺术的客观陈述、主观让释的多元艺术模式。这一模式应该跳出主观的泥潭,基于艺术的客观现有生态资源,并融汇谱系学、统计学、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等学科成果。该模式应该尊重任何艺术家、艺术事实、艺术创作的对象、艺术展览、艺术策划、艺术鉴赏、艺术批评、艺术用语、艺术教育、意识形态、学术会议、信息传播、博物馆收藏、个人趣味、公益赞助等多方面,并将其视为知识的具体研究对象;这些对象之间并无优劣及合理与否,只有被重视的程度有所差异。该模式应该将其放置在各自的知识空间中并且不去主观设定这些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而是看其实际发生了怎样的联系。

该模式预设模式编译工作的基本语法和运行规则,预设知识系统,除此而外将一切当作自定义行为。任何知识对象之间的联系,包括矛盾和冲突,都将被分配给有效的知识空间。每一个知识对象允许设定对其他对象的引用,但必须先进行事先申明,允许设置临时变量。

该模式可以看作是“知识对象自然模式”,进入知识框架内的对象尤其各自的结构和状态及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其连接与断裂与否,是通过行为来判断的。因此,每个人只可能在某项行为中做出价值判断,这样避免知识溢出(将某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大化)。为了保证该模式对当下艺术和未来艺术的参与度,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理论在艺术发展和艺术史上对艺术发展的作为,其模式有自增长的动态记录知识行为,并按相关原理转化为客观性知识储备。

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艺术来说,或许是个机遇,这意味着世界艺术格局需要重新组合;“中国艺术”,或许能够像人民币一样,成为国际汇率的兑换基准。

西方建筑理论发展趋势的分析论文

论文摘要:从现代主义谈起,把西方建筑理论的发展与社会、文化角度相结合分析,探讨了其发展趋势及成因,指明了解构主义建筑活动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解构主义,建筑理论,建筑文化

1历史的演变

1977年,英国着名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在他的一本着作中宣布:“现代建筑(指“现代主义”建筑)在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死去”,其所取的主要标志就是帕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住宅区的几栋住宅楼在那个时间被炸毁。

帕鲁伊特·伊戈住宅区是着名的美籍日裔建筑师山崎实的作品,该住宅完全是按照“现代主义”的“科学”理论设计的,曾获美国建筑协会(AIA)的奖励。但是,这些“科学”和荣誉并没有让它们的住户满意,他们憎恶它、诅咒它、破坏它,并最终迫使政府给予它“慈悲的一击”,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些住宅既然是如此的“科学”和“优秀”,为什么会让使用者如此的不满意呢?原来,现代主义“科学”的指标、功能理论等是在剔除了人们具体的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家庭成员组成、个人兴趣爱好等具体内容后,根据“纯粹”的生理意义上的“人”的物理“需求”来制定的,而且还将人们的生活“规定”得十分明确,没有改变的余地。这样的住宅实际上根本未考虑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在美国这个住宅已经不紧张的国度里,它被拒绝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确实有些滑稽,打破了古典教条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将西方城市建筑进行了一次翻天复地的革命,但当人们想要欢呼现代主义的胜利时,却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教条中,被尊为真理的现代主义刹那间变得面目可憎,“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正统现代主义的清教徒似的道德说教所吓唬住了”,人们开始研究如何人性化地进行设计,后现代运动在西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其中以威尼斯学派为反思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思想策源地,塔夫里(Tafuri)在他1973年出版的《建筑与乌托邦》及80年代出版的《领域与迷宫》两本书中,探讨了一种针对现代建筑和城市所置身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结构体系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他回顾了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文明文化发展的过程,并指出现代建筑和规划所持的乌托邦和先锋立场,表面上试图与这种文化相抗争,但事实上不得不屈从于它。在先锋摧毁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进程和一种不断推进的理性化正日益壮大。像柯布那样的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通过提供一套物质的形态(建筑与城市设计)可以指导人们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为未来的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塔夫里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悲观色彩,虽然他并没有为未来指明方向,但是他将人们对现代主义城市和建筑的认识引向纯专业领域之外进行反思,从这点来看,他的理论在今天所起的作用仍然意义重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筑理论在吸取其他学科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在各方面发展着自己,在社会需求如此多样化的时代,理论也变得专门化起来。同时,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短缺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生存状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这也是对后现代建筑只注重纯形式和哲学思辨的批判,对建筑师更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强调,应该说此时的建筑理论是应该向着严肃的方向发展的。

2文化作用

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指美国和西欧国家)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真正的自然已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世界,“文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世界整个地被知识化、话语化了,现代化就好比是把“自然”建构成“文化”,而后现代则是把文化到文化进行重构,将现代主义所坚持的打破然后重立。

传统的审美规律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适用了,社会生活环境赋予了建筑文化新的选择压力。正如德国建筑评论家威廉·克劳泽尔在论述建筑与环境的关联时给人们的忠告:“建筑师倾向于根据视觉规则理论来组织环境……由于它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已经改变,传统的视觉规则理论已不再真实可靠,曾经在建筑形体中建立起来的视觉和谐模式将不再重现。”在新的社会环境要求下,涉及不同环境层面的综合体系的新理论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这里,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阐明建筑文化观念的演进机制。建筑学的发展轨迹是非线性的。用完形心理学对建筑风格的研究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点。古典建筑以构件精细取胜,忽略虚实、阴影等完形因素;现代建筑则从整体完形出发,忽略门、窗、柱等细部的表现。当代的解构建筑学说则将整体完形打散,后现代建筑则将细部装饰重新拾起,甚至加以分解突出表现。从“古典建筑”到“现代建筑”再到“后现代建筑”,建筑文化呈现出跳跃发展的趋势,而且带有明显的“返祖”现象,这是建筑文化的广义进化特性。

3形式和功能

形式和功能未必一定对抗,形式也不一定要服从功能,形式有时就是功能,而有些功能就是形式。对形的不断创新与追求,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历史学家在划分世界文明发展史时,把用审美观念建造建筑与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距今五千年以上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亚述、巴格达古城遗迹不正是被认为人类文明的起点吗?否则,蜗牛的壳、蜜蜂的巢、熊窝、由人工建造的简陋的猪圈、马厩、输油管道、涵洞等,就是最纯粹的现代建筑理念了。因为它的形都是从功能出发而形成的。人类文明最根本的灵魂就是创造,岩画、图腾、原始建筑的装饰、彩陶、音乐、舞蹈,这都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特征。一旦温饱基本满足后,人类精神、感情的需要便大于物质需要。

当代的人类社会更是如此。这些感情的创造物便是艺术。艺术的触角无所不至,建筑能抵制吗?能抵制得住吗?不能分割“用”与“形”,它们都可能是建造的目的。形与用可以互相转化位置,形与用都重要,对形的创造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些基本观念和现代主义的形式与功能比较则更具有混沌、复杂、矛盾的特点,但它更接近于实际,更容易描绘建筑行为的瞬间,这便是当代建筑观的另一种趋势。

4理论和实践

人们都认为建筑学无疑具有被社会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秉持着严肃的方法态度。对于那些急切地关注真实世界变迁的人们来说,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相比,在功效、贡献和地位方面似乎并不显着,难以引发人们对有关建筑的种种内容和学问做出

总结、概括甚至提升的理论兴趣;相反,具体的建筑创作以及对创作结果的探讨,长久以来占据着研究上的主题优势,成为学科中主要的日常研究内容。由此,理论研究便散落在各个分化的专业关注点之中,而这些关注点仅在某程度上有所联系,研究的目标也着重于创作的发展和形态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是建筑理论研究还是建筑学整体学科,现今状况和发展前景中都隐含了某些简单化的错误倾向,或者说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为的简单性。理论着作通常无力提出一套协调透彻的完整成果以回答,诸如:“建筑的本质的科学界定”、“建筑活动的社会构成”或者“建筑的社会意义何在?”等等此类的问题。在如今理论发展现状中普遍存在着简单化倾向,在认识和方法上缺乏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作风,那么这样一种建议就只能生发出一番窘迫不安的骚动。

解构主义建筑活动向传统的以及现代运动以来公认的建筑创作原则及规范“质疑”。这种“质疑”反映出解构主义建筑活动与以往建筑活动的本质区别。1)“质疑”不同于“否定”和“排斥”,它规定了解构主义建筑活动的非排他性,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的建筑观念相比,这种以非排他性为特征的创作思想,意味着新一代建筑师对建筑活动复杂性的理解、重视和肯定;2)“质疑”与“再次肯定”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力图发现古典形式美以外的东西,发现创作思路的非理性、非逻辑的成分,发现建筑中非文化的、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形式,与后现代主义建筑活动相比较,解构主义更富有自觉意识和开拓精神。这两点可以说是今后西方建筑理论会一直遵循的方向。

5结语

20世纪是迄今以来西方建筑史上最辉煌的一个世纪,不过同样的,也是令人茫然的一个世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会在西方的土地上留下如此纷繁的建筑,从风格上来说,20世纪的西方建筑经历了从现代主义到多元主义的过程,今天人们在西方城市中已经找不到一种可以统治一切的建筑风格了。各种建筑都有其存在的土壤,都能展现出不同于西方古典形式美以外的东西。从对建筑的认识到关系具体的建筑方法的建筑理论同样庞杂,在文中所能见到的趋势就无法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因为建筑理论本身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它注定是被社会这只大手所操纵的。

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课题论文

一:序言

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认为经济成长会带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这一观念下,城市方面的很多问题被认为是经济成长中不可避免的次要现象。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减缓或停滞,失业加剧,许多城市的市区开始萧条而郊区继续扩张,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性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学者、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广泛地研究城市问题,并试图从政治、经济的社会总体脉络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城市问题的特征进行新的阐述。本文着重介绍70年代末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研究及其理论动向,并对上述的城市理论问题进行简略的评述。

二、城市理论的一般特点

理论的作用是系统地论述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特定现象,进而预测将来可能要出现的种种情况,因此,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就成了学术研究的目的。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只有在通过经验的探索和以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及形式传播时才被肯定,城市理论也不例外。城市研究方面的不同理论,虽然有时在很多方面论述的内容相近,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假说不同,所以对同一对象说明的方法就不同,其理论观点也就不容易统一。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城市研究理论中有一些争议点,其中代表性的问题是: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还是价值介入(valuerelevance)。马克思·韦伯(MaxWeber)的价值中立观被介绍到社会科学之后,学者们在价值中立和价值介胫间不断进行争?城市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研究和与之相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间的争论。生态学的研究是把城市看作自然现象中的一个形态,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从为了社会平等的价值介入的立场对城市进行分析。价值中立的立场大致上是把产生城市社会现象的最终原因归结到个人行为,也就是个人主义;而价值介入的立场同结构主义的立场一样,把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归结到社会结构方面。在社会科学中,个人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同哲学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有着无休止的争论。所以,越是这种本质性的问题,越需要结合具体现象或者实践来研究其逻辑关系。为了论述的逻辑性,理论往往只采取一方面的立场,而不是两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理论争论的特点是它并不具有实际性或实践性,而是围绕形式或者高度抽象化的概念来进行的。因此,如果只注重理论的表面逻辑形式,研究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突破这种理论局限性。

三、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分化

(一)第一流派

1.生态学的研究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是本世纪代在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中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结合竞争、选择、迁移、支配等生态学的原理,在城市研究中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其空间观点以伯吉斯的同心圆城市模式和土地经济学家霍伊特提出的扇形模式为代表。60年代生态学研究的主题转为社会地域分析。社会地域分析理论的核心是以城市地域在原有的某种层次上能够进行分类的可能性为基础,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其后由于电脑的普及以及因子分析这一统计方法的应用,用归纳法来说明城市结构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以多种生态学的方法研究城市结构理论的出现,传统的理论也就慢慢地不再为人们所重视了。总第75期城市问题第1期70年代初,这类生态学的研究逐渐降温,因为这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城市模型只靠技术和统计的一般化的分析无法深入认识城市发展的整个机制。

2.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

新城市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脉络上产生的空间研究方法,其模型一般都将城市地域假设成集中生产(综合消费品)的单一中心的同心圆均质地域,进而住宅的需要仅仅与个别地点的规模和立地有关,而与外部效应和公共部门的政策无关,并且它们各自的活动被反映到市场竞争过程中地租的空间分配上。这种以均质地域假设为基础的新城市经济学的模型被用于长期均衡的土地使用决策中。例如,在居住地立地选择模型中,个别家庭的行动目标是其效用最大化,这时的效用同住宅空间面积、距中心商务区的距离、综合消费品的消费等因素存在函数关系,成比例预算受到限制。由于要获得最大效用,所以离中心地越远居住密度就越小。由于新城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70年代及其以后进行的许多研究取消了很多假设,扩张了模型。例如,增加了若干中心地、多种运输手段、公害等外部效应、公共财产等约束条件进行研究。在居住地模型上包括了收入变量、住宅选择的多样性、环境质量、居住地上的人种差别等因素。这些约束条件的增加,与行为主义及其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人文主义者对新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评和其自身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是同时进行的。行为主义者之后的人文主义者批评了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把个人缩小为在抽象市场环境中运作的单纯、合理的意向决定单位,并对非人文化问题也给予了批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以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攻击。他们认为新城市经济学派在其研究模型中是以“城市是消费者选择的反场闭庖恍楣沟募偕栉基?进而主张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应转为更有效地促进市场运行、矫正外部效应、限定国家正当干预行为上;他们还批评这些模型把注意力集中到消费者支配和市场过程中,从根本上掩盖了阶级和财产关系等。

3.行为主义的研究

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种类很多,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行为主义是在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生态学的模型及一般的计量模型对人类行为的分析过于简单化之后产生的。行为主义在模型的建立上,努力引入环境心理学、人类学、组织形态理论等领域里的实在论(realism)。他们对客观环境和个人或者集团所决定的形象进行基本划分,研究的中心从宏观转移到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微观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是以结果的集合形成模型,而是只强调过程。例如,有些学者在研究有关场所效用、对家具的需求和期待、居住环境压力等意愿决定过程的问题上,试图建立起看来似乎单纯的消费者的购买形态,实际上与大商场的形象有着复杂关系的模型。70年代后期,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它对个人行为的过分强调、认定和对行为关系过于简单化的理解都成了批评的对象。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批评了行为主义过分忽视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限制性因素和所产生的选择、而过分强调个人选择能力的倾向。

(二)第二流派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要求在维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还要对资本积累及积累过程中加剧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因素进行控制,并减缓经济危机的破坏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此来理解城市化的。60年代以来,西方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也将持续提高。在这样的氛围中,少数学者努力重新发现或重新定义贫困问题,而城市问题只被认为是一种伴随经济增长而行的不可避免的次要现象。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了缓慢发展或停滞的状态,失业现象剧增已危害社会。许多城市内部的衰退极为严重,人口和产业逐步向郊外扩散。随后又出现了政治紧张和社会分裂的新现象,其极端表现就是发生在英国的城市骚乱。由此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方面的学者试图以更广泛、更新颖的方法去研究城市问题。到目前为止,作为城市研究主流的传统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维护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中,把城市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分开来,重点对其进行表象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它们以举着价值中立的科学旗帜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与其说是解决本质问题,不如说是维护现象的一个临时挡箭牌。一些认识到这一局限性的欧美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来说明城市问题。但是,理论基础不同的研究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应用于城市问题的分析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此出现各种名称不同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之间在理论上的对立,他们的研究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从属(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在生产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空间形式的结合,在消费方面是产品和服务的集体消费单位。因而包括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形态,只能由其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发展规律所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问题是在经济、政治上有着资本利害关系的城市矛盾现象的一种结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姜大基,1977):

第一,以英国的新韦伯主义传统,格拉斯(Glass)、雷克斯(Rex)、费尔(Phal)等学者把资源分配过程看作住宅等级化的过程之后,逐渐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第二,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部分接受了美国的经验主义方法论,把研究重点放在城市群体消费结构上,其代表学者是麦纽尔·卡斯特斯(M.Castells)。

第三,对60年代由于资源获取而形成的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和矛盾关系进行研究,以美国激进经验主义学者D·哈维(D.Harvey)、布劳纳(Blauner)和高登(Gordon)等为代表。

第四,瓦勒斯坦(Wallerstein)和福兰克(Frank)的世界经济体系论及其从属理论(theTheoryofDepen-dence)的研究方式。最近,查斯·顿(Chase.Dunn)、肯特尔(Kentor)和罗伯特(Roberts)等学者在经济体制论的观点上试图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渗透而引起的各种问题。

在此,本文想要考察研究以最广泛、最能概括学术传统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一些理论的背景和动向。(1)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7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大为增加,其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之后,社会科学家们逐渐重视能够概括资本主义危机的既有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城市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相统一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支配资本主义城市的形态及发展。在这方面,麦纽尔·卡斯特斯和戴维·哈维的贡献最令人瞩目,他们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1麦纽尔·卡斯特斯(ManuelCastells)

麦纽尔·卡斯特斯的著作大体上接近属于砜怂贾饕逖派的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在《城市问题?“TheUrbanQuestion”,1972;英译版,1977)一书中他提出了社会体系分析的精辟框架,他将社会体系划分为综合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和以间接方式最终决定整个结构的经济层次。他又阐明了这些层次和各层内部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响将会形成空间结构的理论。卡斯特斯的这种空间结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它表明意识层次将表现于象征空间,政治层次将表现于地方政府对城市行政管理的制度性空间。

对卡斯特斯来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群体消费(collectiveconsumption)和由统治阶级进行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要消除或缓和为创造永久性的消费结构而进行的资本家的活动以及在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他以这种观点理解和把握城市这一共同体的构成和发展,即城市是集体消费单位,而国家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集体消费的经费和服务,并逐渐涉及日常性、家庭性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城市体系和制约它的资本主义体系一样,表现出城市危机并陷入自我矛盾。他还认为,城市规划和国家解64城市问题19第1期决体制上的矛盾而采取的干预手段同社会科学的理论之间存在某些关系。卡斯特斯的早期著作由于过分抽象,因而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批判,他也接受了那些对自己早期著作进行批判的观点,因而在后期著作中改变了一些重要理论,试图对阶级、政治及城市矛盾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加冷静、综合的分析。在卡斯特斯后期著作《城市和人民》(“TheCityandGrassroots”,1983)中,他把焦点放在城市的社会性移动上,并把它定义为,为了改变历史形成的城市形态和功能以及内在的社会理解和价值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卡斯特斯还对马克思主义过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把诸多理论缩小了,仅仅将它们说成是城市和空间基础上的理论表现。在案例研究中,他想澄清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矛盾、其目标的本质、成功及失败的决定因素、对城市意义和城市形态的影响等关系。简言之,自从卡斯特斯用“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代替“社会矛盾和变化”理论之后,该理论就成为他著作中主要的论点。

2戴维·哈维(DavidHarvey)

哈维在同一基础上沿着与卡斯特斯不同的路径进行研究。他在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和城市》(“ScoialJusticeandtheCity”),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性的著作,书中前一部分的自由主义形式化只是达到后一部分社会主义形式化的一种过程。他较少受到属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而是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构造。哈维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分别应用于历史上城市功能变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型的分析上。1977年他以“相互关联的资本循环”为基础,简要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城市体系分析中的一般框架(图2)。资本或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在第一次生产循环如果有剩余价值,资金将会流入第二次循环。在第二次循环中,资本用作固定资本或消费基金,这些都表现在建造实体性城市环境中。最后资本又会进入第三次循环,用于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社会的支出。进入第三次循环中的资本将取决于国家干预。哈维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城市危机的动力机制和开发及再开发的循环过程。后来,哈维自己也提到在《社会正义和城市》一书中所提出的公式存在实验性和不正确的`问题,但他的著作与卡斯特斯的相比,则具有一贯性。哈维在其巨著《对资本的限制》(“TheLimitstoCapital”,1982)中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概括性的再解释和再构造,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正义和城市》后半部分的主题。

3布莱恩·罗伯特(BrianRoberts)

罗伯特在其《农民的城市》(“CitiesofPeas-ants”,1978)中,根据从属理论的观点,并结合国家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他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罗伯特的经济概念不是以单一的地区或国家为单位,而是指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体系的特点是相互依存,具体地说是城市间的相互关联。一个城市不但要受地区和国家的制约,还要受到世界的生产、消费体系的制约。

第二,一个社会在从以农业为主转换成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入大城市,在此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大城市成为世界体系的连结点,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城市功能。这时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他引入福兰克(Frank)和阿明(Amin)的新殖民主义概念,把中心地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地带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看成支配从属关系(subordimaterelationship),并在落后国家从属发展的过程中理解城市发展。

第三,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及地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独特的城市结构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传统集市经济(bazaareconomy)和企业经济(firmeconomy)的二重经济形态(dualeconomy),这与最近常说的非正式部门(informalsector)与正式部门(formalsector)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结构导致阶级矛盾,并又按照辨证法的法则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阶级间的利害关系。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其竞争对手新韦伯主义和人文主义者的广泛批评。例如,人文主义者批评新马克思义者把个人意愿所决定的主体行为看成是被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单纯行为,只是在自己的人生和目的上假设了一个抽象的宏观结构(macrostruture)。新韦伯主义的观点虽然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但也对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2)新韦伯主义的研究

新韦伯主义的学术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相对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国家理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和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即生产关系,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重要,或在社会阶级的决定上起着很大的作用。韦伯认为,阶级结构如同生产中的所有关系,在消费领域中也通过与市场的交换关系来实现。韦伯观点的重点是制度分析,即研究在先进工业国中官僚作用的逐渐增多的事实和支配阶级对国家的相对自律性等问题。新韦伯主义对城市发展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雷克斯(Rex)和摩尔(Moore)对英国伯明翰市内稀缺的住宅资源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结合了伯吉斯的理论和韦伯的“住宅等级”理论,把住宅等级定义为各种集团住宅接近时的差别结构。保罗(Paul)继承了这些观点,从与城市稀缺资源接近的社会空间限制要素的角度,阐明了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通过多种规则和程序,来限制城市经营者与稀缺资源接近的“守门”作用,开始受到了人们的瞩目。他的著作促进了对房地产管理人、地主、建筑协会、财政机构等民间要素的作用的研究,尤其是对消除贫民区、政策分配和迁移政策、改善补贴政策、试营住宅的销售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住宅体系内运作过程的资料,并强调了供给上的限制因素,对修改按个人意识决定的新古典模型和行为主义模型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种对城市经营者的研究方法由于本身的缺点而逐渐受到攻击。反对者批评这个理论未能明确地说明城市经营者范畴内的对象及内容,以及对他们的规律性起限制作用的一些因素的本质。面对这些批评,保罗等人在补充自己理论的同时,考虑把对“城市经营”的思考归结到一贯的、广泛的理论模式中,重新定义了经营者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间发挥中间功能作用的观点。最近几年,新韦伯主义对城市体系进行了更广泛、更有雄心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桑德斯(Saunders)在《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SocialTheoryandtheUrbanQuestion”,1986)中建立的关于城市矛盾、政治和政策建议的研究分析框架。他分析了不同地区的社会消费和社会的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元国家的结构和组合国家的结构。他的“双重国家”(dualstate)概念的核心是城市的社会决定和对全社会消费的决定,前者指影响资本家利润的基础设施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间的组合主义的政策决定有关,后者则指社会福利费的支出和城市发展水平等与地方政府竞争性的政治斗争有关。桑德斯认为,在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水平的社会消费项目周围形成的政治集团化的基础不是阶级,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龄层、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费集团,并提出这些消费集团的矛盾逐渐成为社会分裂的主要因素的理论。对阶级、政治及城市发展变化的展望最终引致城市经营主义对理论的再认识,此后对城市经营者功能的研究转向联合政治和竞争政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策及消费政策等问题。他们在特定问题上的这些实验性的研究使新韦伯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新韦伯主义提出的关于阶级和国家的概念,认为它们没有从根本上联系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的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和危机,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限制性因素进行深层分析,因此它们有对某时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随机应变的倾向。

2.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卡尔·索亚(CarlSauer)和文化地理学的巴克利(Buckly)学派、法国地志学派、帕克(Park)等学派对自然地区的调查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近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又主要结合“意识哲学”理想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得到发展。人文主义者对第一流派中行为主义理论结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进行了一致的批评。实证主义者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主张科学方法的明确性。相反,人文主义者则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有本质的区别。由于社会科学的主题具有主观意识,因此社会科学的视角必须是对形态和行为的理解。人文主义者认为行为主义的不少成果,只是实现人文主义研究的中间阶段。人文主义的研究把焦点放在人们体验周围环境、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上。其研究对象不是对行为规律性的抽象模型的统计,而是分析其意识的差别,并研究社会中将会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的对策。人文主义的方法论是“参与的方法论”,研究者尽量以非参与性的姿态来理解并解释个人和集体对自己环境的主观认识。这要求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和考察,有时还需要与研究对象发展关系,这就提出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人文主义也受到一些批评。部分研究者认为,人文主义研究者因其主观性方法论的局限,过分重视一些特殊的、不起眼的问题,而排斥或忽视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制约,重视个人或小集团的经验,而且人文主义者缺乏理解物质力量的价值创造方式的社会性的一般理论。人文主义者也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见解,这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理想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在理论上也造成不小的分歧。

四、结论

西方主导城市研究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很久以来都是从经济学(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中选择并采用一部分方法论。但近来它与社会科学主流相结合的研究十分活跃,其中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给城市研究者开放了更广泛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门户。因此,城市研究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之间进行了大量概念上的交流,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争论问题更加迅速地被城市研究所吸收。在这种过程中,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城市研究领域和社会科学其他各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减少。城市理论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存在许多有争议的观点,如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国家理论,虽然它们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有本质区别的研究方法,但它们很可能被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各种研究方法对共同问题的集中研究,又使它们之间得以相互补充。今后的城市研究,对贯穿不同理论基础的核心问题的关心,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目前人们最关心的就是“结构”(structure)和“作用因子”(agency)的关系问题。许多研究者避免像结构决定主义和单纯的自由意志论的极端论调,力求寻找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些问题不仅在行为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之间,也在它们内部出现了一些争论,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浅谈奥古斯丁与西方激情理论的分化论文

马克斯?舍勒曾指出人的精神或观念生活在现实生存层面是“无力”的,因而需要一种生命冲动赋予它力量。(Scheler,1980,p.19)这种生命冲动就是精神的激情(passion),在西方传统中常常也被称为爱。在最严格意义上,激情指纯粹属于精神的冲动(追求真、善、美的冲动),无关乎人的自然生存利益,且被自由意志规定,故与人的自然本能、欲望不同,尽管它也同样表现为一种自然心理活动。激情把人的全部身心力量调动起来,以服务于精神的目的,从而使纯粹精神的自由开展为现实的存在。此即激情的本体论意义,可见激情是人类精神生活中A一项重要内容。

一、前奥古斯丁的激情理论

尚处在自然思维阶段的远古先民,一般对人的激情和欲望持较为积极、肯定的看法。他们甚至模糊地意识到激情的本体论意义,把它当作宇宙创生的原因。这种激情往往被称作爱。比如吠陀的爱欲说(K&na-vada),以为爱是心灵、存在的种子;爱孕育思想,思想揭示存在。希腊人同样也曾把爱当作存在发生的根源。《神谱》说爱(Eros)是从混沌产生的最原始古老的神之一,是宇宙生成、演化的推动力量。爱是将所有其它东西结合起来的力量,也是创造的力量,它在黑夜和混沌中运动,以生成万物。后来的希腊自然哲学家试图将这种爱的理论从神话转移到宇宙论领域。恩培多克勒就曾说爱是使万物结合为一体的力量,一切东西都是存在A元素由于爱而结合产生。巴门尼德也说爱是最先被创造的神,是万物的本原,它从混沌中产生万物和人类。奥菲斯教亦以为爱是宇宙初生者,它从时间创造的一枚闪光的卵中生出,使宇宙的黑暗受精,生成天地。希腊人早期关于爱创造存在的说法,表明了他们对于激情的本体论意义的模糊领悟。然而此时希腊思想仍未摆脱自然思维,未能理解激情是被精神的本体规定并服务于自由之目的,它对激情的'创造作用的解释亦只是神话的、宇宙论的。

二、奥古斯丁的激情理论

作为“最后一个古典人文主义者”和“最早的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的神学乃是早期基督教传统与古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的产物。他的激情理论也是在这两大传统交融的背景下展开的。首先,他仍受到希腊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继承了希腊形而上学的遗产,认为神圣心灵、上帝语词是包含一切事物原型理念的逻各斯,灵魂是统治肉体的具有理性的实体。他的道德思想也明显受到希腊理性主义影响。他声称柏拉图的至善就是上帝,成为一个哲学家就是成为一个爱神者,人的至福就是其全部行为与理性和真理处于和谐之中。这决定了他对于人的自然欲望持否定态度。其次,奥古斯丁的激情理论也立足于基督教的自身传统。同一切超越的精神宗教一样,基督教对于人的自然欲望亦持否定态度,如《加拉太书》说行情欲之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然而基督教传统在贬低人的自然欲望的同时,又强调一种纯粹精神的激情,比如爱。《哥林多前书》说:“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基督教有别于一些其他宗教的特点就在于它对神与人之间充满激情的关系的强调。根据《圣经》的神学,上帝是充满爱、嫉妒、愤怒的“激情如火”的神;信徒对于上帝也不应是一种抽象的理智态度,而是渴慕与恐惧交织,唯有爱的激情鼓舞义人走向通往上帝的艰难旅程。

三、W古斯丁对西方激情理论的影响

在奥古斯丁以后,唯理主义和神秘主义成为西方激情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向度。随着在天主教神学中托马斯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尤其是欧洲人文主义的兴起,使得西方激情理论中,唯理主义逐渐占据优势,神秘主义则在很长时间内几乎被遗忘了。近代理性主义者仍继承了古代唯理论的基本立场。他们把先人对那种超越逻各斯的存在本体的领悟悬置或遗忘了。存在的神秘基础被剥夺,不仅使存在变得肤浅,也使神圣性失去存在余地,从而威胁到宗教生命最核心的东西。自帕斯卡尔起,一些敏锐的宗教思想家就已感受到了这种危机,并试图通过发掘早期基督教神学对于上帝超理智的神秘本质的领悟,以及阐明信仰的超理性特征来克服这一危机。他们也由于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而回到信仰的激情。这使神秘主义激情理论重新得到发展,并逐渐从宗教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这里,他们其实是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并在新的精神语境下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解读,以下我们试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克尔凯廓尔和舍勒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可见克尔凯廓尔和舍勒,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延续、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激情理论。这一结论,对于从帕斯卡尔到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的激情思考也成立。由此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奥古斯丁对于西方激情理论,以及现当代西方思想的影响。

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途径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教育杂志》从19创刊至1948年停刊,译著了许多先进的西方艺术教育理论,是研究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重要史料。其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经历了转译日文到直译欧美国家文章的过程,刊载的艺术教育理论包括教学方法、各国学校实践考察报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内容。文章通过对《教育杂志》中的西方艺术教育理论文章的分析、总结归纳,阐述了杂志在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内容两方面的特点。

【关键词】《教育杂志》;西方艺术教育理论;传播途径;传播内容

民国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时期,大量独立媒体在这一时期出现。在诸多媒体报刊中,影响深远的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办刊宗旨的《教育杂志》为其中之一。《教育杂志》共发行33卷328期,在这300多期刊物中,涉及艺术教育的有100多期。而这些与艺术教育相关的内容,近一半是对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教育杂志》对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有其显著特点。

一、《教育杂志》中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途径

《教育杂志》中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经历了从日文转译到直译欧美原文的过程。在第二任主编朱元善领导下,《教育杂志》开始翻译和传播西方艺术教育理论。上世纪代之前,我国对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翻译,主要以日本为媒介,大都是通过日文资料转译而来的。《教育杂志》刊登的第一篇西方艺术教育理论文章,是发表于194月的第四卷第一号“学术”专栏的《艺术教育之原理》。根据文学家茅盾的回忆,朱元善主要依靠许多日本的教育杂志编撰《教育杂志》。朱元善通过日文中的汉字猜想内容,认为可用,便圈出请馆外人翻译,然后重新编写,不注出处,署名“天民”发表。这时的翻译还比较单一,内容也较少。20年代后,一大批留美学子回国,他们在国外接受教育并获得了较高学位,这批兼备专业才能和翻译才能的学子回国,为翻译和传播西方理论提供了人才支撑,这其中就有知名艺术家、教育家丰子恺和叶圣陶。从此,《教育杂志》对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译著更加全面,相继出现了专门译介西方教育的栏目,如“欧美教育思潮”“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欧美教育杂讯”“世界教育新潮”等,开始较大规模地、系统地译介西方艺术教育理论,介绍西方先进的教育方法和实践活动。

二、《教育杂志》中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内容

《教育杂志》中的西方艺术教育理论十分丰富,既有各种应用教学方法,又有对西方各国学校制度考察经验,还有关切青年和儿童艺术教育的教育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学方法:道尔顿制

《教育杂志》引入的西方艺术教育教学方法中,不得不提的是道尔顿制教学法。道尔顿制教学法,是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教学法。这是一种适应学生个性的教学方法,其打破传统,废除班级授课制,指导每个学生学习不同的教材,发展自己的个性。道尔顿制教学法传入我国后,如何发挥其在艺术教育上的作用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思考。学者李文华在1923年发表于《教育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号的《道尔顿制下的艺术教育》一文中,就究竟道尔顿制可否帮助艺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五个问题:为什么要艺术教育?现在艺术教育为什么不普及?什么是道尔顿制的内包?道尔顿制怎样可以帮助艺术教育发展?道尔顿制与艺术教育结合后怎样实施?尽管文章并没有提出道尔顿制与艺术教育结合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但其作为教学方法在艺术教育中的使用的思考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和创新。

(二)学校制度建设:借鉴美国、日本、德国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艺术须发挥积极作用,应是改革社会、改善人生、振兴民族的“器械”,要求艺术教育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性质。《教育杂志》一方面翻译了诸多西方学校的考察报告,内容涉及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比如第十七卷第四号中《欧美之艺术教育》一文,翻译自日本学者长田新的《日本广岛高师教授长田新的视察报告》。另一方面,《教育杂志》还介绍了西方教育家的学说,如《我们所需要之艺术教育》,节译自美国学者LeonLoyalWinslow发表于《EducationalReview》杂志1923年5月刊的《TheArtEducationWeNeed》一文,提到的“教育须时时宣传与完成一个较高的艺术形式(TypeoFart),应当教导公众去享受他,要求他,而且要训练图案人与手艺人去产出他,这样将要包举一切形式的学校之努力。”

(三)教育思想:儿童本位

《教育杂志》重视儿童艺术教育,其中有两个相关栏目:《儿童艺术讲话》和《儿童研究》。前者是以儿童的视野和口吻去介绍中外艺术家,如丰子恺的《身边带镜子的画家》《自己割了耳朵的画家》等文章。后者是儿童教育相关学术文章,如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儿童的音乐教育与艺术的陶冶》,是丰子恺翻译自日本学者北村久雄“音乐教育的新研究”一文。除此三方面内容之外,《教育杂志》还反复刊登了有关艺术教育的学术文章。例如,翻译自美国学者的《艺术教育之原理》,第一次由巽吾翻译,分三次刊登于第四卷。之后,又经丰子恺译述,分三次以“艺术教育之美学的研究”“艺术教育之心理学的研究”“艺术教育的哲学的研究”为题,刊登于第二十二卷。又比如《艺术教育学的思潮及批判》一文,先由天民(朱元善)发表在第十三卷第二期,后又经胡人摏以“艺术教育概论”为题发表于第十四卷第九期。如此反复译述,使艺术教育的概念日益清晰。

三、结语

《教育杂志》中介绍的西方艺术教育理论,对当时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许多学者如丰子恺、余尚同、杨人楩等,纷纷在《教育杂志》中著文讨论。可以看出,《教育杂志》已经成为当时艺术家、教育工作者学习研究的重要工具。作为教育类刊物,《教育杂志》记录了当时艺术教育事业的方方面面,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思想和实践、青年和少儿,是研究民国时期艺术教育十分重要的史料。本文只是对《教育杂志》中的西方艺术教育理论的传播特点做了简要分析,其中的艺术教育理论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参考文献:

[1]张晓玮.《教育杂志》与近代外国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J].社会科学辑刊,(1).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

去年国内出现了不少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文章,也有人运用国外的数学模型验证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这对弥补规范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推动我国会计研究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整体上分析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实证会计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而指出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促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抛砖引玉。

一、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是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

实证会计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奠立于1986年,以瓦兹和齐默尔曼的合著《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是解释现行的会计和审计实务并对未来的会计和审计实务作出预测,其研究重心是会计选择行为。围绕这个重心,实证会计理论涵盖如下领域:(1)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该领域主要研究EMH和CAPM的确立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意义。(2)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该领域研究在有效市场假说下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的关系。(3)竞争性假说的辨识。该领域研究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竞争的机械性假说。(4)会计数据、破产与风险。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与破产及风险间的关系,它是在前述(1)(2)(3)部分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5)收益预测。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的时间序列特性的证据。对该领域的`研究,必然应用了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6)信息披露管制理论。该领域研究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理由所在。研究表明,实际上不存在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明显理由。管制是基于相对成本与效益的经验性问题。有效市场假说依然是该部分必要的研究前提。(7)订约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在企业及其经理人员的订约中的作用。研究中也必须运用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8)报酬方案、债务契约与会计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程序对报酬方案、债务契约的影响。在给定市场有效的前提下,结合运用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程序上的变更可能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9)会计与政治程序。该领域研究政治活动对管理人员选择会计程序的影响。(10)会计选择的实证性检验。该领域研究对各种有关会计选择行为的验证。(11)股票价格的检验理论。该领域研究强制性会计程序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过程中运用的主要分析工具依然是资本资产计价模型。(12)契约理论在审计中的作用。该领域研究契约理论对会计和审计实务的解释。

分析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逻辑是:首先验证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分析各种与会计程序选择有关的因素,寻求影响会计程序选择的相关变量,然后分析促成这些变量发生变动的原因,进而达到解释和预测会计和审计实务的目的。如果市场是无效的,则会计收益与代表公司价值的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就无法考证,从而也就无法考证影响会计收益的各种会计程序选择发生的真正原因。换言之,没有有效市场假说,实证会计研究就成为无本之木。而没有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无法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验证。因此,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奠立了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就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现状看,普遍地强调对有效市场假说的介绍和对它的三种效应的验证,而忽视了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作用。其实,自实证会计理论形成之时,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相辅相成地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在研究中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注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和验证,实质上是走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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